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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在路上

  假若鸟儿实有知,
  懂得了人间的兴亡。
  她该低下头来哭断了肝肠。

  ——周璇《五月的风》

  在“沈祟事件”的风潮之中,人们度过了一个颇不平静的新年,所有的人似乎都想渲泄点什么,连美军也不例外。元旦这天,天津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等十几所院校学生上街游行,行至中正路时,忽然跑来了二十几位美国士兵,用中国话向游行学生喊着:“顶好,顶好。”一名黑人 士兵还掉过身来要求学生们把标语贴到他的背上,这时,美国宪兵的汽车出现了,这些闹“反战”的美国士兵才一哄而散。示威队伍经过河东区的美军兵营时,十多名美国军人各持照相机为学生们拍照留念,然后对着中国学生大喊:“我们想回国,我们想回家。”一名美军神色暗淡地喃喃自语:“回国,回国找个工作。”当学生们往美军总部门口张贴标语时,美方指示哨兵立即回避,以免发生争端。美军还派出宪兵在学生经过的路线上维持秩序,当学生们向吉普车上的宪兵大喊“回家去吧”时,那位军官苦笑着说:“我们想回去,我们也愿意回家啊。”

  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寻找新的家园的年代。

  在国统区的众生那里,自由主义的热情越高涨,被窒息的感受便越深。1947年起普遍弥漫的愁苦和失望的情绪,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饱含忧患的呼吁所不能拯救的。司徒雷登呼吁中国人在苏维埃革命和三民主义之间选择“第三条道路”,然而,北方的炮声迫近了死水般的世界,在这种情势之下,自由主义者只能在杂志画页里吟唱挽歌,张爱玲已经早早地道出了时代落伍者的悲哀,这是布尔乔亚的《葬花词》,是失家园者的一曲挽歌:“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暗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顾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地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远离战区的城市依然主导着时尚,虽然北方传来有关“盗匪”的消息,但人们更多的是听到国军将士横扫山东,力克四平和光复陕甘宁的“喜讯”。当然,无线电广播深受欢迎的节目是张恨水的小说连播和商业新闻,前者使人在幽默与风情万状的调子里忘却某种痛苦,后者则在变幻莫测的感觉里给人们增添些喜忧。人们不知道应该渴望什么,理想的末日来临,物欲早已滥筋。本年度流行冰淇淋和爵士乐,骆驼牌和三五牌香烟挤占着哈德门的市场。豪华与赤贫强烈对比的讽喻剧天天上演,权贵家里的周末聚宴,照样有从加尔各达空运来的龙虾;水门汀里的垃圾箱旁,孩子们抢夺丢弃的肉骨头。风起云涌的社会抗议运动是生活中的重要信息,但灰色的城市里喘息着的人们盘算着的仍然是兑换黄金、储存盘尼西林针剂(40年代的硬通货)这一类事情。时刻发生着逮捕和失踪,然而娱乐生活照常进行。萧条时代的人们需要麻醉,麻醉的花样日新月异。《茶馆》里有这么一幕:张铁嘴走进王掌柜的茶馆,解释说:“我如今不吸鸦片了。”王掌柜的不禁肃然起敬,“那你可真要发财了!”张铁嘴一乐:“我改吸白面了……”——这大概也算是40年代的一个“进步”吧。

  有人回忆说,自1944年李香兰举行了“夜来香”音乐会后,上海的音乐界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热闹的事情了,娱乐场所的许多新歌是窜改过歌词的美国歌曲,如《小癞麻》和《牧童唱晚》,但这种歌曲似乎难以主导新潮,美国人也发现,只有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些军歌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因此,主流音乐还是本土老歌,战前的以及孤岛时期的作品重新被翻唱,风行于民众之中。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有《花好月圆》、《蔷薇处处开》、《五月的风》等等,而我们不太熟悉的则是《午夜快车》、《桃花江》一类。《桃花江》唱道:

  我听见别人说(白:说什么呢?):
  桃花江是美人窝,
  桃花千万朵,也比不上美人多。

  ……

  《桃花江》被后来的音乐工作者讨伐为“亡国之音”,它的作者因此深以为是他平生的憾恨。直到解放以后,有一次作者的儿子练习钢琴时,即兴弹了一曲《桃花江》的旋律,做父亲的跌跌 撞撞地冲进来,阻止了这场演奏,并用苍老的声音述说着他的忏悔。……然而,在这个年代,《桃花江》的再次风行,是否暗示着人心的不可收拾,以及即将发生的某种姐亡?中华民国的“神圣法统”在风雨飘零中摇摇欲坠。《桃花江》的人间幻境就像这个时代糜烂的生活方式一样,任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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