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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十八　警察局长与特务斗智 　　§慧眼识奸计 　　“二·七”大逮捕时，马广运被捕，并无刘海亭。然而夏琫瑛从卫戍部押解去羊皮巷军统看守所时，却在囚车上相遇。 　　刘海亭从被捕到释放，是篇生动的传奇。 　　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刘海亭，并没有参加2月6日召开的南京民革的紧急会议。 　　他另有一条联系线。 　　1948年9月，刘海亭由朋友田竺僧（公开身份是南京中央商场总经理）的介绍参加了“民联”（即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联”的中央总部设在上海，领导人是陈铭枢和郭春涛。同时刘海亭也参加了民革。 　　“二·七”大逮捕时刘海亭在上海。 　　去上海前，刘海亭向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请假。作为南京北区防务的负责人，他的行动并不自由的。 　　“你为什么要去上海？现在防务这样紧急。”黄珍吾问。 　　“我的妻子快要分娩了，现在在上海检查，可能是难产，妻子害怕，要我去。”刘海亭说。 　　这样的理由是冠冕堂皇、合情合理的，黄珍吾没有理由不准。 　　其实刘海亭的妻子当时还在南京，后来才去上海。 　　和刘海亭同行的是田竺僧。去上海的使命，是把南京暴动计划向陈铭枢、郭春涛汇报。 　　两个人扮作并不相识的样子，坐在不同的车厢。为的是防止特务的跟踪。到上海时也先后下车，分道扬镖。 　　事前他们约定了会合的地点，是上海复兴公园。第二天，准时见了面。接着，两人一前一后进了环龙路（今南昌路）喜庆路坊10号一个普通的民居。这是民联的秘密接头地点。 　　不到一支烟的功夫，陈铭枢与郭春涛来了。陈、郭两位民联的领导听了刘海亭对南京暴动的详细汇报。 　　陈铭枢想了一下，说：“这问题由你们与地下党商量着办吧。”事关重大，陈、郭两人不好作决定。 　　怎样找地下党呢？刘海亭想起了南京河北同乡会常务理事田绥祥（公开身份是国大代表兼国史馆庶务科科长），他可能是地下党。说来也巧，他这时就在上海。 　　然而，上海滩茫茫人海，怎样找到他呢，只能投石问路。 　　刘海亭在长春路336号，找到田绥祥的亲戚张恒源。这位张先生也许事先知道田绥祥和他的关系，坦率地告诉了田的住处——司高塔路3号，他按图索骥，费了好多时间终于如愿以偿，敲响了田宅的门。 　　“是谁呀？”田绥祥的夫人沈赛珍问。她也是一个地下工作的同志，有很高的警惕性，她在门缝里张望。 　　“是我，刘海亭。”他轻声说。 　　她开了门，把他迎进去。走上一个踏上去就发出吱亚吱亚的楼梯，在低矮的楼房里与田绥祥见了面。 　　“你来上海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田绥祥见到刘海亭劈头就问。 　　“是的。这事非常紧急，要不然我就等你回南京时再谈了。”刘海亭道。 　　接着他把准备在南京举行暴动的设想，详细说了一遍。 　　田绥祥没有立即回答，连抽了两支烟，他才说：“你先回南京去，我再派人与你直接联系，来人拿着我的亲笔信。我可以帮助你们和江北的解放军联系。” 　　刘海亭高兴地说：“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 　　刘海亭告辞时，田绥祥又嘱咐他，说：“孟士衡与胡勤业这些革命人的积极性很高有勇气，但还要注意保密。我们在敌人心脏里工作，革命的警惕性很重要，不然就有可能有意外的损失。” 　　“你的话是对的，我们应该注意。”刘海亭回答。 　　田绥祥又把今后的联系的暗号告诉了他。 　　谁知祸起萧墙，刘海亭还没有离开上海，计划中的暴动就失败了。 　　2月28日，上海的《铁报》发表了京沪暴动案失败的消息。 　　这无异晴天霹雳，把刘海亭惊呆了！ 　　回不回南京，他与田竺僧商量。 　　“以我之见，你就在上海隐藏下来。”田竺僧说。 　　“不，我还是回南京，听听情况再说。不然，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等于自我暴露。”刘海亭存着侥幸心。 　　刘海亭和他的妻子还有田竺僧上了西去的沪宁列车。一路上他忐忑不安，南京的情况不知怎样了，不知最可信托的江任副局长是否会来车站接我……种种问题，齐上心头。 　　南京站到了，等客人大部走光，三人才下车。 　　刘海亭的目光搜索着站台，不见江任的踪影。他失望了，如果见到江任还能知道南京的情况。 　　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勤务兵王忠良身上，他总要来接站的吧。结果还是失望。 　　忽然，站台的一头，远远有人喊：“刘局长，你可回来了。” 　　走近一看，使刘海亭猛然一惊。这喊他的人。正是他平日戒备的人，局里的刑事科副科长陈可友，这是个军统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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