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102)_斯诺

一〇二

　　§第十一篇回到保安

　　§一路上的邂逅

　　我从宁夏又南下到甘肃。四、五天后我回到了河连湾，又见到了蔡畅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同他们一起又吃了一顿法国式烹调的饭，遇见了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她最近从白色世界溜进苏区，刚去看了她的五年不见的丈夫回来。

　　我在河连湾后勤部呆了三天，后勤部设在原来属于一个回民粮商的大院子里。从建筑上来说，这群房子很有意思，基本上具有中亚细亚的外表：厚厚的平屋顶，深深地嵌在至少有四英尺厚的墙上的阿拉伯式窗户。我牵着马到那个宽敞的马厩里去时，一个高大的白胡子老人，身穿一套褪色的灰布制服，腰上系着一条长可及地的皮围裙，走上前来，举手敬礼，他戴着一顶红星军帽，太阳晒得黧黑的脸，露出了没有牙的笑容。他把马鸿逵——我的马——牵了过去。

　　我心中纳闷，这个老爷爷怎么闯到我们童子军的营房里来了？我于是停了下来问他，从他嘴里套出一个故事来。他是山西人，在红军东征时参了军。他姓李，六十四岁，自称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红军“战士”。他很歉然地解释，他当时不在前线是“因为杨指挥员认为我在这里看马更有用，因此我就留下来了。”

　　李在参加红军之前在山西省洪洞县卖肉，他痛斥“模范省主席”阎锡山和地方官吏以及他们的苛捐杂税。“你在洪洞没法做买卖，”他说，“他们连你拉的屎也要征税。”老李听说红军来了，就决定参加红军。他妻子已死，两个女儿都已出嫁，他没有儿子，在洪洞县除了课税很重的卖肉生意以外一无牵挂；而且反正洪洞县是个“死人”呆的地方。他想生活得有生气一些，所以这个冒险分子就偷偷地出了城，投到红军这边来了。

　　“我要求参军时，他们对我说，‘你年岁大了。红军生活很艰苦。’我怎么说？我说，‘不错，我这身子已六十四岁，可是我走路象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我会开枪。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他们要的是人，我也能当兵。’因此他们说你就来吧，我同红军一起行军过了山西，同红军一起渡了黄河，现在就到了甘肃。”

　　我微笑着问他，这比卖肉是不是强一些。他喜欢吗？

　　“哦！卖肉是龟儿子干的事！这里的工作值得干。穷人的军队在为被压迫者打仗，你说是不是？我当然喜欢。”那老头儿在胸口袋里摸索了一会，掏出来一个脏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开来，里面是一个旧笔记本。“你瞧，”他说。“我已经认识了二百多个字。红军每天教我认四个。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可没有人教我写自己的名字。你说红军好还是不好？”他很得意地指着他写的歪歪斜斜的字，好象是带着污泥的鸡爪子在干净的地席上留下的脚印，他还期期艾艾地念着刚写上去的几句话。接着，好象戏剧的高潮一样，他拿出一支铅笔头，龙飞凤舞地给我写了他的名字。

　　“我想你也在考虑再娶媳妇吧，”我对他开玩笑说。他严肃地摇摇头，说他妈的这些马一匹接着一匹，他没有功夫考虑女人问题，说完他就慢慢儿地去照顾他的牲口去了。

　　第二天晚上，我走过院子后面的果园的时候，遇见了另外一个山西人，他比老李年轻二十岁，但一样使人感到有趣。我听见一个小鬼在叫，“礼拜堂！礼拜堂！”觉得很奇怪，就四处张望他叫“礼拜堂”的那个人是谁。在一座小山上，我看见有个理发师在给一个青年理发，把他的脑袋剃得象个鸡蛋一样光光的。我询问之下发现他的真实姓名叫贾河忠，原来在山西平阳一家美国教会医院的药房里工作。小鬼叫他这个绰号，是因为他是个基督教徒，每天仍做祷告。

　　贾河忠拉起他的裤腿，给我看他腿上的一块伤口，他至今仍有些跛，他又拉起上衣给我看肚子上的一个伤口，他说这都是打仗的纪念品，因此他没有上前线。理发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又是药剂师，又是红军战士。

　　贾河忠说，那家基督教医院里有另外两个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参加了红军。他们临走以前同医院里的中国名字叫李仁的美国医生讨论了他们的打算。李仁医生是个“好人，他给穷人治病不收钱，从来不压迫人。”当贾河忠和他的同伴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去吧。我听说红军是正直的好人，不象别的军队，你们能同他们一起打仗，应该很高兴。”因此他们就去当了红色的罗宾汉。

　　“也许李仁医生只是要把你们打发掉。”我这样说。

　　那个理发师愤然否认。他说他同李仁的关系一直很好，李仁是个很好的人。他叫我去告诉这个李仁——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仍活着，过得很好，很愉快，革命一结束，他就回药房去做原来的工作。我很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礼拜堂”。他是个好红军，好理发师，真正的基督教徒。

　　附带说一句，我在红军中间遇到过好几个基督教徒和前基督教徒。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是个突出的例子——曾在外国教会学校受教育，其中有些人一度是笃信的基督教徒。红军军医队长纳尔逊·傅①医生原来是江西一家美以美教会医院的医生。他虽然志愿参加红军工作，热情拥护他们，他仍笃信他的宗教，因此没有参加共产党。

　　〔①即傅连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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