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62)

六二

　　魏徵也不再多言，退了下去。太宗却因为刚才魏徵的话，心中思绪万千。东宫、元吉，这些都让他想到当年那段岁月。兄弟斗争的惨烈，仍令他心有余悸。如今自己如此宠爱魏王，会不会导致自己的儿子也陷入争夺之中，国家会否陷入动荡？朝中已经有了风言风语，再不赶快制止形势的发展，就怕为时已晚。对承乾，自己也有愧疚，若是真出事，又怎么对得起去世的皇后。太宗思来想去，甚是苦恼，仿佛体会出当日李渊的心境，不由长叹一声。

　　不知是不是为了补偿太子，六月甲辰，太宗下诏，令从今以后太子取用库物，所司不要限制。这下可合了承乾的意，他滥取滥用，简直没有一点节制。左庶子张玄素又直言进谏，这回太子可不只是不听而已，他命人埋伏在玄素上朝的路上，偷偷袭击，差点要了张玄素的性命。虽然是秘密安排，但朝中官员受伤，还是不小的一件事。本来就有的风言风语现在更是四散开去。太子失德，魏王有宠。每个人心中都在嘀咕，不知道事态要如何发展。

　　太宗当然有所耳闻。八月的一天，召集亲近之臣，问道：“众卿，可知现在什么是国家当务之急？”

　　谏议大夫褚遂良答：“当今天下太平，只有稳定太子、诸王现有地位即定分之事，最为急迫。”

　　“所言甚是啊！”太宗点了点头，“最近朝中很多议论，朕也知道。储位一事，国家根本，怎可妄议。方今群臣之中，朕想没有人比魏徵更忠直了，我以魏徵为太子太师，以绝天下之疑。尔等不可再加议论。”

　　“臣等遵旨！”

　　九月，任命魏徵的诏书下达。魏徵以生病为由请辞，太宗致书劝谕道：“周幽王、晋献公都因为废嫡立庶，导致国家危亡。汉高祖当年也差点废掉太子，全赖四皓，才获安定。我现在依赖爱卿，就是此意。知道公身体不好，可以躺卧护卫我儿。”

　　汉初有所谓商山“四皓”，是四位德高望重的贤人：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居在商山之中。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而被拒绝。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刘邦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张良的主意，聘请四皓出山。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他见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后才知是商山四皓。刘邦知道大家很同情太子，又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为惠帝。

　　魏徵明白太宗的一片苦心，他也知道国家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自己辅佐太宗，开创出贞观治世，怎能始治终乱？于是他拖着病体，接受了任命。

　　可惜的是，第二年，也就是贞观十七年（643）正月，魏徵就逝世了。虽然前几天，太宗还对群臣说，即使嫡子遭遇变故，也要立嫡孙，绝不开窥伺之源。但是魏徵的逝世，还是使太子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使太宗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少了一个警钟。而就在这一年，宫中经历了一场狂风暴雨。

　　隐隐传来奇怪的声音。近看，原来是一群突厥装扮的人围成一圈，号哭不绝。他们中间有一人躺卧在地，貌似已经死去。这确实是突厥部落的丧葬礼仪，周围还放着五狼头纛和幡旗。莫不是突厥可汗去世？

　　猛然间，中间一人翻身坐起，也是突厥服饰。

　　那人却是太子承乾！

　　“你们有进步，不过表演的还是不太像。”原来是太子假扮可汗装死以取乐。

　　“我等哪有太子熟悉突厥语言、服饰及风俗，这真是班门弄斧。”说话之人一脸谄媚。

　　“那是自然。”承乾很是得意，“我才不像魏王，喜欢什么文学，真是沾染了江左习气。等有朝一日我有了天下，就带几万人到金城兰州以西去狩猎，然后解发做个突厥人。如果有机会为李思摩典兵，执掌一部兵权，我肯定不会落于人后。” 李思摩乃归大唐的突厥首领，贞观十三年（639），唐太宗将李思摩（阿史那思摩，赐姓李）封为可汗，命其率十余万突厥人移于定襄城（今山西定襄），立突厥国。这是东突厥被唐朝击败后，在唐朝边境保存突厥风俗最集中的部落。

　　众人无不点头称是。这帮人中可没有张玄素、于志宁那样的人物。

　　太子拔出佩刀，走前几步，从一整只烤好的羊上割下块肉，塞进口中，吃得好不痛快。

　　“还是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好啊。咱们原来从宫外盗来的马呀牛呀的，都吃完了吗？”太子曾命东宫收留的逃亡官奴去民间盗取牛马，并自制大鼎，与众人煮来分吃。

　　“小子再去弄。就怕被那些宫臣知道。”

　　“他们好糊弄得很。对他们说些忠孝节义的话，就对付过去了。再不我就一副深自悔改、痛哭流涕的样子，他们就只有说太子贤明的份了。”承乾自以为已经找到了躲避宫臣、父皇监督的方法。

　　“太子真是聪明过人啊。”

　　“还是让那帮顽固的老臣死了最好，可惜派人去刺杀，总不成功。不说这些讨厌的人了，不如咱们玩乐痛快。”太子说完，又与众人喝酒去了。

　　而与喜欢突厥风俗、倾向于胡人文化的太子不同，魏王自幼爱好文学，倾向于梁陈以来的南方文化。他得到太宗的喜爱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此。

　　隋朝统一以后，南方文化在统一王朝中就明显地占有优势。李世民本人在文化取向上其实也是舍北从南的。在他积极谋求皇位的过程中，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倾向。当年秦府十八学士中，大部分就是南人或重南学的北人。李世民即位之后，命家承南学的颜师古考定五经，又命重南轻北的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所作义疏基本上也是舍北从南的。他还对由陈入隋唐的陆德明十分欣赏，对其所撰《经典释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太宗下诏编撰的《隋书·儒林传》中，也存在着明显的扬南抑北的倾向，其序在历叙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之后，对南北学术总的评价是“南学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又下诏褒扬前代名儒，他所列举的名单中，以南朝梁皇侃为首，其余也大都为南人或重南学的北人，明显地偏重南派学术。尽管太宗也知道文风的浮华并不利于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不利于国家的治理。但是，南北长期分隔之后，南方文化确实比北方水平高出许多，其绮丽柔美，也更加令人不自觉中心向往之。

　　正因为李世民有这种舍南从北的文化倾向，所以才对同样爱好南方文化的魏王李泰表现出偏爱之情。世间万事，细细看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李泰自然明白父皇对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心中生出非分之想也是人之常情。在传统的政治格局中，嫡长子继承制有时候是会妨碍选拔出最优秀的接班人，矛盾的激化就往往演变成宫廷斗争。在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是如此，在李承乾与李泰之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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