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57)

五七

　　房玄龄看着此人，想了一会儿，径直走出屋去，吩咐侍从：“派人将他送到皇上那里。”言罢便拂袖而去。

　　却说太宗听说留守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眉头一皱，很不高兴。一边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一边叫那人进来。

　　“你想告发的人是谁？”太宗盯着他，问道。

　　“回皇上，是房玄龄。”

　　“果然是这样。”太宗自言自语，然后回头对持刀的侍卫：“拉出去腰斩。”

　　“陛下，还没有听草民要告什么啊，陛下饶命啊！”告密者脸色大变，连声求饶。

　　太宗也不理他，挥一挥手，让人将他拖了出去。

　　几日之后，玄龄收到太宗的来信，责怪他如此不自信，称“再有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要因为与自己有关就有所顾忌。”

　　太宗对房杜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也是太宗自信的一种表现。君臣都如此优秀，也难怪后世常称贞观时期是君明臣贤了。

　　而更难得的是房杜二人同为英才，但都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能够精诚合作，互补长短，共助圣君。房玄龄知道杜如晦能够决断大事，而杜如晦则明白房玄龄善于提出好计谋，双方都明白只有两人相辅相成，方能建立奇功。

　　贞观三年（629），太宗与群臣谋事。大家意见不一致，事情怎么办，迟迟没有决定。太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看看下面的人，说：“怎么杜如晦不在啊？他这个人最会拍板。快去召他来见朕。”

　　旁边的侍从得令，马上去请杜大人。一会儿工夫，人来了。

　　“参见陛下。”杜如晦一进来就拜。

　　“不用多礼了，杜卿家。正有一事不决，朕想听听你的意见。”

　　于是众人又将各自的意见说了一遍。杜如晦听罢，沉思片刻，说：“臣以为采用房大人的意见最为合适。其他办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太宗表示赞同，立即差人按房玄龄的意见去处理。

　　隔了几日，事情圆满解决了，太宗很是高兴。对着房、杜还有群臣说：“人言房谋杜断，果然不虚啊。”

　　的确，在国家政务的决策过程中，需要善于献策的谋略者，也需要当机立断的拍板人，房杜二人正是各当其任。两人这种相知基础上的合作，发挥了各自的才能，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气氛和人事环境，保证了政务处理的准确与高效。他们的合作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对方，既是贞观之治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贞观之治成就的一种表现。

　　可惜的是，贞观四年（630）三月，杜如晦就逝世了，离开了他的主公和朋友。太宗悲痛难当，之后更是常常想念这位臣子，并流着泪对他的好搭档房玄龄说：“公与如晦同佐朕，今独见公，不见如晦矣！”房玄龄也是唏嘘不已，君臣相对无言。

　　5、孜孜奉国的贞观大管家

　　所幸房玄龄还陪伴在太宗的身边，为太宗又完成了许多大事。比如修订律令，制礼作乐，编纂史书，贞观时期的制度由此更加完善，直至玄宗初年都没有大的变化。这其中有房玄龄很大的功劳。

　　而比起杜如晦来，可以说房玄龄跟太宗更加亲近。他像一个大管家般，管理着贞观朝的国事和太宗的家事，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与魏徵和长孙无忌都不同，房玄龄的角色很是特殊。魏徵是个完完全全的“外人”，不论是他自己，还是太宗，都是将他摆在一个客卿的位置上。而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大舅子，长孙皇后的哥哥，当然是自己人。房玄龄则仿佛是介于两者之间，与魏徵相比，他对待太宗的态度有明显的不同。

　　贞观八年（634），太宗想要纳原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为妃。册封的诏书都已经下发，就差派使者去迎接的时候，魏徵听说此女曾许配给士人陆爽，于是当即上表进谏。太宗事先也不知道，看了魏徵的上书，才知道人家已经有婚约，于是命令使者不必去了。

　　房玄龄却上奏说：“此女许配给陆爽，并没有明确的聘书之类。现在册书已经下发了，不应该停止。”而陆爽自己也上表说并没有婚姻之约。

　　太宗又问魏徵：“房爱卿等人说大礼已经开始，不应该终止。而陆爽自己也说他并没有要娶郑氏之女。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

　　魏徵说：“陆爽是害怕陛下只是表面上放弃了郑女，而背后会整治他，才这么说的。”

　　太宗笑道：“外人可能真的会这么想。朕的话难道这么没有可信度吗？”最后还是放弃了迎娶郑女的打算。

　　其实，太宗对魏徵的再次发问，就表明他还是很想册封郑仁基的女儿为妃的。房玄龄心中一定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才会上奏，给太宗再创造一次机会。在魏徵那里，太宗就是帝王，是一国之君，必须动静合乎礼义，才堪为臣民的表率。但在房玄龄那里，太宗除了是皇帝，更是他的主人。所以房玄龄会更多地考虑太宗作为一个人的个人感情，会对太宗表现出一种服从。

　　正因为如此，在太宗发火的时候，魏徵可以面不改色，房玄龄却总是会叩头流血，惶恐不止。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的性格不一样，更是因为他们对太宗的定位和感情不一样。魏徵秉承的是儒家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他认为只要自己忠心为国，就没有什么不对。而房玄龄本来就是小心谨慎的人，再加上对于太宗，始终怀有侍奉主公的心情，所以看到太宗生气，自然会觉得自己办事不力，理应赔罪。而对于太宗出于人之常情，但不符合国家制度规定的要求，房玄龄也常会满足他。

　　贞观十七年（643），太宗对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史官所记之国史，都不让人君观看，这是为何？”

　　房玄龄答曰：“因为史官的记载，既不虚美又不隐恶。人主见了一定会发怒，所以不敢献给圣上看。”

　　太宗却说：“朕跟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希望可以自己看看国史，以后就能够改正不足、发扬优点，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

　　房玄龄心里明白，太宗是想看看玄武门事变到底是如何记载的，即使有谏官劝阻也没有用。果然，谏议大夫朱子奢上书，请求太宗不要亲观国史，太宗没有采纳。于是，房玄龄将国史摘录了一些，呈给太宗。

　　太宗看过之后，对玄龄说道：“六月四日玄武门之事，何必写的那么隐晦呢。令史官如实写就是了。”

　　玄龄赶忙领旨。他明白太宗的意思，就是纂改国史，将夺权说得合情合理。虽然身为宰相，房玄龄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作为太宗的属下，他这个管家选择了忠于主人的立场。情有些时候是会战胜理的。

　　可是有时候，太了解反倒令房玄龄帮不上太宗的忙了。

　　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承乾以谋反罪被废为庶人，太宗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立魏王李泰为太子还是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当时朝中分为两派，各有所支持，但房玄龄自始至终都没有表态。不是因为房玄龄明哲保身，而是因为他十分矛盾。房玄龄明白太宗喜欢魏王泰，可是他也清楚地看到朝中的形势发展对晋王治有利，太宗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正因为对太宗，对周围的人和事都太了解，房玄龄才陷入了和太宗一样的矛盾中。他觉得劝太宗立谁都会增加太宗的困扰，所以干脆不发言。也许当时，真的能不怀个人目的、而又能同情、理解太宗的，也就只有房玄龄一个人了。

　　而太宗以及他的家人也同样不只是将房玄龄看作一个大臣。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