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51)

五一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魏徵才指出守成更难。魏徵希望他的提醒可以让太宗居安思危，继续保持贞观前期的作风，从而将贞观之治保持下去。

　　在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还特地上疏，明确指出这些年以来，太宗在十个方面都有渐不克终的苗头。其中一个就是滥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情干就生骄逸之心，只有让他们多服劳役才容易管束。这与贞观前期的安民之道无疑是天差地别。太宗看了，深表赞赏，跟魏徵说：“卿所上疏，朕已经令人写在了屏风上，可以方便常常观看，提醒自己。”

　　说实话，魏徵经常性的提示，确实使太宗思想上提高了许多警惕。贞观十五年（641），太宗还对侍臣们说：“朕有二喜一惧。这些年来粮食丰收，长安一斗粟才三、四钱，这是一喜；边境安宁，四方臣服，这是二喜。但天下太平则骄侈易生，骄侈将导致危亡，这是朕害怕的事情。”这说明魏徵提出的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等政治原则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太宗的重视，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魏徵之所以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帮助太宗在天下大乱之后制定出迅速实现天下大治的方针，并在不同时期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治国原则，协助太宗开创并维护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是与他自身的知识修养和经历分不开的。

　　一来魏徵掌握了儒家统治理论，有深厚的理论基础。魏徵在隋末的时候跟从当时大儒王通（文中子）学习儒家经典，尤其是对《尚书》和《礼记》等有专门研究，对儒家治国理论有深入探讨。

　　贞观三年（629），太宗任命魏徵担任掌管本朝国家图书秘籍的秘书监，参预朝政。魏徵鉴于当时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建议太宗召集学者校定四部书。在他的领导下，经过数年的工作，完善了国家的图书收藏。后来魏徵又认为戴圣《礼记》编次不伦，所以亲自花费了数年时间，编写了《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不仅削减了原书的重复之处，并且采先儒的训注进行了注释。甚获当时好评。

　　魏徵除了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外，还努力提醒太宗将其中积极的思想落实到政策制度上来。从前面魏徵提出的那些修身啊、兼听啊、慎终啊等等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他可以说在任何时候都不忘记自己的这一使命。

　　有一次，太宗在洛阳宫宴请群臣，酒酣之时，要求每人各就一事赋诗一首。

　　太宗自己先说：“朕就《尚书》来赋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大家都一起拍手称好。

　　魏徵则说：“那臣来赋西汉：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太宗听了，说：“魏徵他是要借西汉初年叔孙通帮助刘邦制礼作乐的事，来建议朕从儒家经典吸取治国思想啊！魏徵每次说话，都一定要用礼来约束我啊！真是用心良苦。朕会好好记得的。”

　　的确，贞观一朝在继西汉董仲舒之后，第二次全面地将儒家思想落实到治国实践，并将儒家的外王理论发挥到了极至。这其中魏徵的贡献十分巨大。

　　其次，魏徵对历史非常熟悉，了解历代治国经验教训。纵观魏徵的各种章表奏疏，无处不在大量地引用历史典故。他还是贞观时期编修史书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分工是令狐德、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史》、《陈史》，李百药撰《齐史》。魏徵则对这些史书进行统稿，并作序论，这些书修成后，都受到了时论的称赞。魏徵还主持编撰了五十卷的《群书治要》，从历史典籍中总结了许多治国思想。

　　太宗对历史的高度重视其实也受了魏徵的影响。太宗知道魏徵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故而经常与他讨论历史上的治乱兴替。贞观七年（633），太宗有一次对魏徵说：“自古以来，诸侯王能自己保全自己的特别少。这都是由于从小生长于富贵之中，骄奢淫逸，大多不理解亲君子远小人的道理。朕希望所有子弟都能知道一些自古诸侯王的言行举止，多多警惕，最后能够善终。爱卿为朕编一本这样的书吧，采录一些古来帝王子弟成败的事情。”

　　后来魏徵将书献上，太宗定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遍赐诸王，令他们好好学习。

　　魏徵了解社会现实，能够把握住社会动向。因为魏徵曾参加过隋末农民战争，是从瓦岗寨上走下来的，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体会，所以他提出的政策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能够切中要害。而太宗也十分看重这一点。

　　魏徵的这些素质决定了他的意见对太宗治国十分有意义。太宗也深深明白，魏徵就如同他的警钟一样。与房、杜比较起来，魏徵对贞观一朝的贡献主要在治国方略的制定上，而房、杜则主要在国家政务的处理上。不过他们都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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