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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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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这是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令人称羡的黄金时代。贞观之治几乎成为唐宋以后治国实践中理想境界的代名词。贞观之治的历史魅力到底是什么？其中一定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有文武群臣的贤良忠直，有历史赋予那个时代特有的英雄气度，有让人有所感悟却又难以说透的历史智慧。 本书描写的就是唐初君臣如何开创贞观之治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影视史学丛书”推出的第一部著作，本书与即将播映的三部以唐代“贞观之治”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相呼应。全书以作为中国历史上“圣君”典范的唐太宗的成长和贞观君臣的治国实践为主线，以隋唐之际英雄群体的人生际遇以及他们如何汇聚到开创贞观之治的历史洪流为基本内容。本书定位为大众历史读物，以生动的故事，感人的场景，细腻的对话，相得益彰的插图，采取历史纪实文学的写法，力图把深厚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 有关贞观之治的这段历史，在中国人的历史知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传统的演义小说如《隋唐演义》、《说唐》等长期在民间的流传为基础，随着即将开始的相关电视连续剧的热播，这一时期的历史将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和关注。 贞观之治的历史内涵，只有回到历史环境中去探询。当我们仔细研读史料，回望一千多年前的这段历史的时候，总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特殊的历史魅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经战乱的百姓对新王朝充满信心。尽管唐太宗即位之初“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既有内忧又有外患，灾荒的严重程度到了一匹绢才得一斗米，但是“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等到贞观三年（629）年成稍有好转，流亡他乡的百姓都纷纷回到家乡，竟无一人逃散。其根本原因是百姓对政府有信心，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到贞观四年打突厥，那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战争，唐朝的取胜，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百姓对新王朝的一种期望，一种信心。是老百姓的高昂斗志赢得了这场战争。 二是贞观初年政治上的得民心。也就是说，实行教化、轻徭薄赋的政策，是天下大乱之后的正确选择。全国上下都有着为国家着想的积极意识，皇帝为民担忧，励精图治，崇尚节俭；老百姓也替皇帝着想，理解政府的难处，即使四处逃荒逐食，也安分守己，不把怨愤发泄到政府和皇帝的身上。这样，即使经济上还有严重的困难，社会秩序也不会乱。只要经济形势一旦好转，很快就能够恢复社会的安定。 三是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全局观念，常常因为某一件具体事情，而想着把一类事情办好。他心里装着老百姓，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同时，能够严格约束各级官吏和王公贵族，严惩贪官污吏。他有着大政治家的风度，所谓“得帝王之体”，在夺取了政权之后，没有将原先反对自己的力量完全排斥，而是对他们大胆任用，把优秀的人才放到重要的岗位上。正是由于唐太宗在思想上和实践中的这些做法，才使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 四是所谓“贞观之治”，不仅应包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应当包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说明，在新王朝建立之初，只要路线方针正确，政策得民心，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但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需要时间，经过大动荡大破坏之后，需要有相当长一段时期才能恢复元气。贞观三四年间局部地区的丰收，并没有完全扭转生产凋敝的局面。是经过“频致丰稔”，也就是连续多年的丰收之后，才出现了米价下跌、粮食充裕的大好形势。 贞观并不是唐朝开国的年号，唐太宗也不是唐朝的开国皇帝。但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唐朝似乎是由李世民开创的呢？ 唐代建国的背景，是隋末大动荡之后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经济生产的凋敝。建立唐朝的君臣都是推翻隋朝的亲历者，他们亲眼看到一个强大的隋帝国崩溃于农民起义的战火硝烟中。唐朝的建立者是李渊（死后庙号为高祖）。大业十三年（617）春夏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军经过迅猛发展，已分别占领了河北、中原和江淮广大地区，隋的残余势力被包围在长安、洛阳、太原、幽州、扬州等几个孤立的据点。正当隋王朝接近土崩瓦解的时候，在太原镇压山西农民起义军并防御突厥的唐国公李渊，于当年七月十五日起兵反隋，并迅速向长安进发。十一月九日，攻占了长安城。 李渊立炀帝孙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而政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他手中。义宁二年（618）五月，李渊正式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关于唐朝的开国，旧史所记李渊被迫接受坐享其成，都是史臣为了辩护太宗取得皇位的合法性而虚构出来的。李渊是一个有谋略的政治家，他早有叛隋之心，太原起兵的前后过程都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而李世民尽管见事敏速、行动大胆，在太原起兵过程中参与谋划，但也是在李渊的授意下，在组织起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过，唐朝的开国与汉代、明代都有所不同，主要的开国功臣都成为了李世民的幕僚，李世民也确实具有某种开国皇帝的身份特征。 唐初历史的特殊背景在于，唐高祖李渊在位的武德年间，主要任务是进行统一战争，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还没有全面提出。而唐太宗李世民做上皇帝，来源于一场政变。因为李世民并非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早年又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所以接掌政权之后面临着学习治国的任务。唐朝真正对于治国安民的理论和方略的探讨，就是从李世民即位之后开始的。正是在唐太宗君臣不懈的努力下，经过几年的发展，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 如何用通俗的笔法来展现这段具有复杂内涵的慷慨壮大的历史图卷呢？ 作为隋唐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我们在书中表达的许多观点和对材料的取舍，都尽量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力图体现唐史学界几代学者关于贞观之治研究的积累和心得。许多问题在学术界原本就存在着分歧，而故事只能按照一种理解讲。对一个故事，一个场景，乃至一个细节的讲述，看似不经意，其实在这讲述的背后，蕴含着对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和思考。 例如， 为什么只有李渊才能结束隋末的动荡，最后统一全国？李渊与所有隋末群雄相比，到底有什么优势？李密作为与李渊一样应谶的逐鹿天下的英雄，为什么最终会失败？太原起兵的首谋究竟是李渊还是李世民？李世民在太原起兵中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是否像旧史所说，李世民是真正的首谋，李渊早就答应立他为太子？又是否如学界流行的说法那样，李世民通过修改国史掩盖了李渊的作用而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在太原起兵中，李渊与李世民都在暗中谋划，只是互相并不知情？两《唐书》与《资治通鉴》是否都受到唐代国史的误导，将太原起兵归功于李世民？诸书字里行间是否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蛛丝马迹？司马光同样见到了《大唐创业起居注》，他对于相互矛盾的史料如何取舍？如何实现历史真实性与春秋笔法的统一？ 山东豪杰在隋末唐初的风云变幻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他们之中，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和命运？他们与关陇集团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刚刚从太原起兵的李渊集团，与突厥之间是什么关系？刘文静作为与突厥的联络人，究竟负有什么使命？他与突厥有暗中的交易吗？这是他最终被李渊所杀的真正原因吗？刘文静、突厥又与李世民有什么样的关系？太原起兵中的功臣为何大多数在史书上不显？这其中昭示出唐代开国的什么特点？ 为什么唐初的名臣都是李世民的部下？这与旧史认为李世民是太原起兵的主谋有什么关系？他们是怎样归于李世民的旗下的？在开国战争、夺权与治国当中，山东豪杰分别为李世民贡献了什么？开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为李世民带来了什么？对于以后的治国有什么影响？李世民与李建成之间的兄弟之争是一般的储位之争吗？背后是否有特殊的意义？反映出中国古代皇位继承中存在的什么问题？嫡长子继承制与选贤任能存在矛盾吗？兄弟之争的真相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窜改和销毁？究竟还能不能把这段历史还原？史学研究是不是只能无限接近真相而永远达不到真相？ 李建成与李元吉有没有旧史和演义小说所描绘的那么无能和丑恶？他们的错误形象是怎么产生和流传的？在兄弟之争中，李渊的态度是什么？他是支持李建成还是支持李世民？到底李建成与李世民谁获得的支持更大？谁更有可能继承皇位？朝臣的向背如何？玄武门事变是不是李世民处于劣势而不得已的一种手段？为什么玄武门事变能够成功？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一派究竟是伏兵在玄武门还是临湖殿？作为玄武门守门将军的常何，他是李世民集团中的人吗？在政变中他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 李渊对于政变的态度是什么？他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交出权力的？李世民没有被作为接班人来培养，他后来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圣君”的？魏徵在贞观之治中以何种身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为什么有超乎群伦的眼光和能力？作为历史上有名的谏臣，魏徵给皇帝提意见真的是直接顶撞而不顾后果吗？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贞观贤相为什么能够获得美名？对于贞观时期的国家建设，他们发挥了什么作用？与魏徵的作用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贞观君臣关于治国方略、为君之道、安民之道的讨论，为贞观之治提供了什么正确的导向？贞观之治得以出现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什么？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夺权和治国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唐太宗对待功臣的态度是怎样的？贞观政治面貌与武德时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隋炀帝对唐太宗和贞观政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唐太宗下令修撰《氏族志》的目的是什么？贞观中后期出现的接班人问题有什么深层的原因？为什么太宗最终选择李治作为太子？在接班人选择中体现出什么背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发生了怎样的碰撞和冲突？太宗出征高丽有着怎样的国内、国际背景？蕃将的出现有什么深层的原因？李靖、李世勣这些大将在唐代开国和贞观政治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在他们之后，唐帝国为什么会面临将才缺乏的困局？唐太宗为太子李治留下了怎样的基业？唐太宗向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托孤，反映出当时权力结构中的什么问题？贞观一朝为唐代和整个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 似乎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澄清，我们没有回避，但也不可能一一作出令自己满意的回答。我们力图还原历史真相，这应是历史学永远追求的目标，也是历史学的永恒魅力所在。面对诸多问题，我们尽量全面地吸收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重新进行研究。反映到文字上，是在研究心得基础上重新构思故事和情节，而没有采取常见的叙述体。所以，本书既不同于史学研究的论著，也不同于根据传世文献用现代汉语改编的普及读物，当然更不同于纯粹的历史小说或戏说类影视作品。这种写法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对于如何掌握和考辨史料以及在吸收研究成果、构思故事情节和文字表达上，都是一个艰难的考验和挑战。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刘后滨 2005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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