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下(79)

七九

　　李绂傲慢地抬起头来，迈步就走进了大堂。里边的衙役们一声堂威“噢——”喊过，大堂上上下下，听不到一点声音。李绂深吸了一口气，向上边瞟了一眼。原来正中高坐的是高其倬、卢从周，西边陪审席上却坐着弘时和孙嘉淦，全都是再熟不过的人了。他自失地一笑跪了下去：“犯官李绂叩见三爷和各位大人！”

　　高其倬吩咐一声：“来人，给他去了刑具！”

　　衙役们上来，去掉了李绂的刑具后，高其倬又说：“绂公，昨日的座上宾，成了今日的阶下囚。雍正三年一别，哪知道竟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分哪！但既然到了这份儿上，请老兄体谅兄弟的难处，凡问答之事，不可有一点藏匿粉饰。此案审结之后，皇上定有恩旨给你的。该替你说话的地方，我们也都不是草木之人，请绂兄把心放宽就是了。”

　　李绂当了许多年的官了，哪能不懂这些呢？这故做门面的规矩，他太熟悉了！这不全是大理寺审案的老一套吗？不过，高其淖说得比别人恳切随和一些罢了。

　　卢从周接着说：“今天传你来，就是要问问你和谢世济等结党营私、诬陷田文镜的事。我们只是问一下情由，然后审明结案。至于该定什么罪，还要交六部议因，由皇上亲自裁决的。”

　　李绂在下边答道：“犯官曾弹劾过田文镜是实，而且直至今日，犯官也不觉得弹劾中有什么不实之词。至于说到我们结党，我根本就不明白是指的什么？谢世济和我同年不假，他也是朝廷大员，并且还是言官，他弹劾田文镜自然也是他的权力。若说我不该弹劾他田丈镜，或是我的指参有误，我李绂自担应有之罪。若说到别处，李绂实在难以认承。”

　　高其倬把惊堂木“啪”地打了下去，厉声问道：“你和谢济世是同年进士，陆生楠和谢是广西同乡，黄振国在信阳说过许多田文镜的坏话，而你又做过半年广西巡抚。把这些串在一起，就足以说明你们是互为党援。今天你既然败露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绂双手按在地上，仰面说道：“高公此话，实在是让人费解。你从前曾和李卫在成都一齐做事，你又是受了李卫的推荐才得入朝为仕的。那么请问高公，我曾在雍正三年时，参过李卫‘不学无术’。那么，能不能就此论定，是你和李卫串通一起来诬陷我李绂呢？上坐的卢从周大人原来也曾做过鄂尔泰的门人，鄂尔泰本人就为官云南。谢济世一直反对改土归流，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能不能说，鄂尔泰是串通了你卢从周大人挟嫌报复呢？高其倬，你问的这些话，自己就不觉得脸红吗？何况，我从鄂省返京时，曾经路过洛阳。虽曾见过田文镜，却根本没有见到黄振国。你又从哪里知道，我是和黄某勾结陷害田文镜的呢？”

　　高其倬被李绂问得一愣一愣的，他脸一红，便马上又定下神来：“好一张利口！你既然没到过信阳，又从哪里知道了黄振国受了田文镜的冤抑？你回到京城后，曾和谢济世等人在高兴楼吃酒，你们都说了些什么？讲！”

　　李绂哪在乎他这虚声恫吓啊！他直挺挺地跪着，说出的话却振振有辞：“回大人，黄振国冤抑，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黄振国虽和犯官是同年，可我与他从未有过杯水之交。信阳府讼平赋均，雍正四年，田文镜就报过卓异；雍正五年，他又受到加级奖励。我说黄振国清廉，是根据邸报上说的。田文镜任用匪人张球，连他自己也上本自参了。我的弹劾奏章里说他任用匪人诬陷清廉又有什么错处？我们在高兴楼吃酒时，我确实说了田文镜蹂躏读书人，也说过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偏执之人。当时，谢济世也有同感。但那时，我们谁也没说参本之事。说我们‘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这事，陈学海也在场的，把他传来一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卢从周早就知道，说李绂等“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镜”的罪名是无法成立的。他在一旁问道：“你说黄振国是好人，还说他是受了冤屈。可是，现在从黄某的住处搜出了两万赃银，马贩子还揭出他私卖茶引之罪。这些都已收录在案，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李绂说：“犯官和黄振国之间，并无过从往来。他贪赃既然已有实据，犯官确实是误听了人言，也自有应得之罪。大人问到这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别无可言。”

　　这样一说，案子就成僵局了。高其倬传令让带谢济世，一边对李绂说：“李绂呀，你如今身在不测，要仔细思量怎样才能承奉圣意。你既然是有错，就应当反躬自省，如果你要上表谢罪，大理寺可以代你呈转。”

　　李绂想也不想地站起身来说：“我就是上表，也只肯订正黄振国一案，田文镜岂能说是无罪之人？他是河南总督，黄某是信阳知府，他任用了黄某，并且多次表彰，难道他就没有一点责任？”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竟自去了。

　　谢济世被带进来了，他个头很高，又极重边幅。不仅衣服上没有一丝皱折，就连辫子也打得十分整齐。去刑之后，他还特意地又用手梳拢了一下自己的发辫。他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上坐的审案大员们。一看就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人物。

　　高其倬想，得先打下了他的威风，便一拍惊堂木问：“谢济世，你知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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