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浪漫(5)_都梁

五

　　姚萍命薄，她1952年生下钟跃民后，就因子宫肌瘤切除了子宫，因此，钟跃民注定不会有弟弟妹妹了。钟跃民十岁那年，姚萍患肝癌去世。

　　钟山岳从此没有再娶，这倒不是他不想再成家，而是没有合适的，加之工作繁忙，实在是顾不上。

　　钟山岳性格复杂，他早年是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喜欢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喜欢新诗，有时也写上几首，内容无非是风花雪夜，小桥流水之类的伤感爱情，多年以后，他意外地在一张三十年代的小报上发现自已当年的小诗，差点儿酸倒了牙。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个从外貌到语言都很粗犷的汉子，难怪当年姚萍对他一见倾心。

　　钟山岳和儿子钟跃民关系不大好，这父子俩太相象了，遗传基因的神秘作用使钟跃民从小就不大安份，而钟山岳象世间所有的父亲一样，早忘记了自己儿时的调皮捣蛋，对儿子的行为通常是采用触及皮肉的教育方式，父子俩的关系曾一度很紧张。不过，自从钟山岳被隔离审查，父子俩的关系倒好了很多，来探视父亲的权利还是钟跃民硬跟革委会的人闹才争取来得。

　　钟跃民走进关押父亲的房间，见钟山岳正在写交待材料，他把一些换洗衣服和牙膏肥皂递给父亲说："爸，您还好吧？"

　　钟山岳哼了一声："放心吧，我一时还死不了。"

　　钟跃民信口开河地说："爸，我都替您冤得慌，您革命了一辈子，越混越不行，最后混得让个科长给关起来了，早知道这样，您当初还不如投国民党去呢。"

　　钟山岳火了，他一拍桌子："跃民，你又胡说八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再胡说你就给我滚。"

　　"老爸，我滚了谁给您送衣服？您还没过河呢怎么就拆起桥来啦？"钟跃民才不怕父亲拍桌子。

　　父亲缓和了口气："跃民呀，你不要总是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这辈子经历的事多了，十七岁参加红军，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上百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象现在这种隔离审查，我在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就经历过，我相信党和人民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说："爸，昨天我用扑克给您算了一卦，卦上说您这辈子命犯小人，您走到哪儿，小人就跟到哪儿，躲都躲不开，您相信谁也不如信自己，信儿子，我看这样得了，咱不跟他们玩了，反正这儿也不是监狱，想走拔腿就走，就那几个看守也就是个摆设，我带几个朋友就把他们收拾了，您先到外地没倒台的老战友那儿躲一段时间，过了这段风头再说。"

　　钟山岳苦笑着："你在说梦话吧？我能躲到哪儿去？问题不解决，连老战友都不敢收留你，别胡说了，你是不是没钱了？我这里还有五块钱，你拿去。"

　　钟跃民惊讶地问："哪来的钱？您每月才发十二块生活费，比我还少三块。"

　　"我省出来的，这里花不着钱。"

　　钟跃民忽然发现父亲抽的烟变成了一种极简陋包装的经济烟，这种烟是当时最便宜的，每包只有九分钱，他记得父亲以前抽烟的档次不低，不是中华就是牡丹。他的鼻子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爸，这钱我不要，您留着买几包好烟，经济烟太毁身体了。"

　　看着儿子懂事了，钟山岳很欣慰："儿子，长征的时候我还抽过树叶子呢，人这一辈子总要赶上些沟沟坎坎，这没什么，有时一咬牙就挺过去了，四一年反扫荡，我带一个连被鬼子包围，硬是打了三天三夜，一百多号人最后只剩下七八个，我们每人怀里揣了一颗手榴弹，只等着鬼子再冲上来就拉火，当时谁也没打算活下来，可撑到最后一刻，就来了援兵。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再困难也要咬牙挺住，不为别的，就因为咱们是男人啊。"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哼了一声："爸，咬牙也得有个限度，总不能一咬牙就是几十年……"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的东口，毗邻大名鼎鼎的天桥。这一地区的房屋破旧低矮。1949年以前，这里是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京城下层老百姓的娱乐场所。1949年以后，这个地区逐渐衰败，江湖艺人们改行的改行，老的老，死的死，当年闻名遐迩的"天桥八怪"，也只剩下撂跤的宝三儿、变戏法儿的刘半仙。天桥的寿终正寝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的崛起使宝三儿，刘半仙等天桥遗老吓得卷了铺盖卷，热闹了百十年的天桥终于变得冷冷清清。

　　天桥的热闹虽然不复存在，但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居民成份却并没有改变，这里远离工厂区，产业工人很少，居民多是引车卖浆者流，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这里相当于敌占区，平时若是没有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他们绝不会来这儿。北京的军队大院多集中于海淀区，机关大院多集中于东西城，属宣武区和崇文区最破烂，以宣武区为例，天桥向西是南横街，南横街以北是菜市口、达智桥。菜市口以西的广内、广外大街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平民居住区。

　　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那些在天桥、达智桥破烂的街头和胡同里闲逛的青少年们，都是些流氓团伙。这些人缺乏教养，心毒手狠，以无知为荣耀。

　　在平民子弟们的眼里，干部子弟成天牛逼哄哄的，倚仗着爹妈的势力胡作非为，整个一群少爷胚子，打架缺乏单打独斗的胆量和技巧，他们最喜欢一拥而上，最好是一大帮打一个，徒手打不过就动家伙。他们对干部子弟一律称为"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的意思，因为早期的红卫兵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弟。

　　如果你站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这两类出身不同的青少年。他们的区别在于举止和气质，还有说话的腔调，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说得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喜欢带儿音，而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从衣着上看，"老兵"们喜欢穿军装，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属于时髦服装，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肩章用的两个小孔，显得既朴素又时髦，不显山露水。年龄小些又喜欢张扬的孩子，便从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军装穿上。1955年部队授衔时，校官以上的军官配发的衣着是很讲究的，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夏装有柞蚕丝面料。将军们的军服就更讲究了，同是呢子军装，将军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个等级。他们还配发了水獭皮的帽子和毛哔叽的风衣。于是各种面料的军装便成了时髦货，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也成了顶尖级俏货，俗称"将校靴"。干部子弟们大概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父辈的级别。却没料到平民子弟也认可了这种时尚，没有军装穿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抢劫的胆量，没有什么东西是弄不来的。所以，要是你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发现一个头戴水獭皮将军帽的青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个中将的儿子，他父亲是个钟表匠也说不定。

　　这么说吧，要是你在1968年的某一天，穿一身将校呢军装单身出门，如果你不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等你走出两公里，就会被扒得只剩下裤衩背心，要是这位里面没穿裤衩，那就活该你倒霉，光着屁股回家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大院里的孩子，还是胡同里的孩子，则又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安份守己的，一种是喜欢在街头闹事的，这类人被称为"玩主"。多年以后，有个作家还以此为名写了个中篇小说，最后又拍成电影。令人遗憾的是，影片中饰演玩主的几位当红明星只演出了当年玩主的玩世不恭，却没表现出玩主们斗殴时的凶狠和骄横。

　　如此说来，钟跃民一伙在1968年是当之无愧的玩主。

　　天桥剧场售票处的台阶上零乱地码放着一些砖头，砖头一块挨一块排成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队，这些砖头代表排队人所占的位置。售票处附近到处是成群结伙的青年，脖子上挂着军用挎包，双手插在裤兜里，放肆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的人。这些青年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和别人对视的时候，目光中充满着挑衅和不屑。

　　钟跃民一伙七八个人也站在路边，天儿太冷，他们之中不断有人在跺脚取暖，往手上哈着热气。

　　一个中等身材，粗粗壮壮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他面相凶恶，走路端着双肩，呈八字步，一步一晃。

　　钟跃民一见，连忙迎上去，摘掉皮手套和他客气地握手，这就是钟跃民的小学同学李奎勇。

　　钟跃民扭头将袁军、郑桐等人介绍给李奎勇。

　　袁军傲慢地戴着皮手套和李奎勇握手，李奎勇微微皱了一下眉，他的目光和袁军挑衅的目光相遇了。

　　"你就叫李奎勇？老听跃民提起你，我耳朵都磨起老茧喽。"袁军冷冷道。

　　李奎勇面无表情地问："哦，他都说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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