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她的群岛(130)_易难

一三〇

　　▼番外一五十步阳光

　　她也并不是一直都喜欢那一段看得见阳光的走廊。

　　至少刚来的那几年不喜欢。

　　那段走廊很短，正常走路一般五十步就到头了。走得快点，三十七八步。走得再慢，最多最多走七十步也到了。

　　大家都喜欢那段路。去做工，去吃饭，去接电话，去会面，都要走那条路。很多人早上起来就祈祷老天爷赏脸出太阳，只要每天享受了那五十步的阳光，一天的心情都会好。何况有的时候，在阳光的尽头等着她们的是家人的容貌和声音。

　　刚来的那几年，她一直被归类为“危险分子”。危险分子有的是对别人有危险，有的是对自己有危险，她属于后一种。

　　里面什么都不许带。发夹，皮筋，罐头瓶，首饰，都是可能被利用的致命物品。头几年她一直是重点监视对象，因为她不想吃喝，不想活着，只想死。

　　她每天都在懊恼。

　　不是为做下的那些事懊恼，而是懊恼自己进来了之后才知道，死竟然是这么难的一件事。

　　别的人也劝过她。甚至有人帮她跟监区队长反应，借来了本心灵鸡汤书，放风的时候给她读。“有求死的念头很正常，好多人刚来的时候都有，但是慢慢地熬过来了，就开始想活下去了。”一个女犯人跟她说。

　　很多犯人有文化。她曾经认识过一个像她一样杀了自己丈夫的女人，是拼了命一般地从穷山沟走出来读了书的，人非常聪明，即使在监狱里做工，表现都比所有人要好，脑子好使，干活麻利，学什么一点就透。

　　脑子好使才懂得怎么死。由此可见，她的脑子还是不够好使，否则不会想不到，一旦进了牢，再想死，可就难了。

　　她的脑子只够支撑她到做出选择的最后一刻。

　　从开始到最后，她从来没有犹豫过。因为该尝试的她都尝试了，她知道自己无路可走。

　　最初她做着后来知道无用但当时还怀着一丝侥幸的抵抗。知道他喝酒，她偷偷把他放在家里的酒藏起来或是拿出去丢掉。他有一次把儿子推撞在桌角，孩子磕破了额头，她就把家里所有家具的边边角角全用布和胶带缠起来。他摔坏了好几把椅子，她就把所有椅子都换成塑料的。他把衣柜里她的衣服全都一把火烧掉，她就把备用的衣服装袋子里藏在厕所窗户外面。

　　但是没有用，他变本加厉。

　　后来她采取了家人都骂她没脑子但她自觉有脑子的措施，她提了离婚，换来的是她断了两根肋骨住进医院，并因此失去了工作。他耍酒疯把儿子打伤，醒来之后痛心疾首说要带儿子去医院，但是彻夜未归，她精神崩溃，挨家挨户敲门求邻居们帮她找孩子。结果他带孩子从爷爷奶奶家回来，勃然大怒，说她不知廉耻，扯着她的头发把她从邻居门口拖回家，整条街都听得到他的破口大骂和她的痛哭惨叫。

　　结婚十年，她死去过无数次，又因为孩子强撑着活过来。不是没想过鱼死网破，但总没下得了决心，直到她在学校看到孩子写的那篇作文。

　　“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孩子写道。

　　那一刻她才醒悟，摆在她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决定。

　　她这辈子都没有那样运筹帷幄处心积虑地谋划过一件事。“以防万一”。从头到尾她心里想的就是这四个字。她一旦下手做了，就要确保没有“万一”发生。后来跟她案子的律师都说，见过因为家暴杀夫的，情节这么严重的还挺少见。

　　那天她把儿子送去了娘家，孩子并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还是试探地问，“妈妈你跟我一起回姥姥家好不好？”

　　她知道儿子的意思，怕他爸又打她。

　　被拒绝之后，儿子也还是乖巧地跟她挥手道别。

　　“那妈妈你早点来接我。”他说。

　　她不敢看儿子的眼睛，怕再多看一秒就会退缩。她知道她一旦走出这一步，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但至少儿子会活下来，好好地健康成长，不再活在魔鬼的阴影下。

　　趁他没回来，她下厨做了一手好菜，然后把药下在菜里，怕他掀了不吃，他常喝的每一瓶酒里也都下了药。他回来，她躲进屋，冷静地一边听着外面的声音一边盯着墙上的挂钟数时间。等她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口吐白沫仰在椅子底下。

　　她沉默地挪开椅子，然后拎起地上的酒瓶，就像他每次打她那样，砸向他，一下，两下。一瓶碎了，再来一瓶，酒瓶没了，还有桌上的盘子，碗，桌上空了，还有椅子，花瓶，暖水壶，擀面杖，水果刀，菜刀，凡是家里有的，手边够得着的，举得动的，她都拿来砸，就像他每次打她那样。完全不用担心家里乒乒乓乓的声音会被隔壁听见，因为左邻右舍这十来年都听腻了。

　　等到所有的东西都砸完，她盯着地上那具血肉模糊的东西看了好一会，总还是不确定他到底死了没有。以防万一。她想着。于是她迈过地上的狼藉，走进厨房，打开了煤气，然后平静地走出门外，把家门反锁。这样总万无一失了。她想。

　　她一个人在大街上游荡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用沾满了血的双手推开了派出所的大门。

　　她的案子开庭审理那天，好多街坊邻居都来了，他们自发联名请愿，说她是个好人，还有未成年的孩子，请求法院从轻判决。

　　他的家人全来了，在旁听席上几次大声谩骂，差点被法警扔出去。她的娘家人一个都没来。孩子也没来。听到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邻居们全都在哭，她一滴眼泪都没掉，对她来说，别人宣判她是死是活已经不重要了。

　　儿子后来被他的爷爷奶奶抢了回去，在娘家人来看她的时候，她拼命求她们把儿子抢回来，但她们也无能为力。

　　“你死心吧，”她们说，“那孩子跟了他爷爷奶奶，你就是他的杀父仇人。你就当没这个儿子了吧。”

　　心是死了，但人死不了，就还像个行尸走肉一样。在别人每天期盼着走过那段五十步的阳光，去见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她只转过头去视而不见。

　　但真能视而不见吗？她做梦都在想着孩子有没有吃饱穿暖，有没有受欺负，长了多高，变没变样，该上几年级了，学了点什么，以后又会做点什么他喜欢的事。

　　儿子的小名是她给起的，因为生他那天，有人在产科病房的窗台上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那花，就在心里想，孩子以后长大了，就像向日葵向着阳光一样，只要他心里喜欢，去往什么方向，她都支持。

　　头几年过去，她没能死成，只要一想到儿子恨她，再也不想见她，她就觉得死的念头又盖过了活着的希望。每当又有人雀跃地起身去迎接家人的见面或是电话，周围便是一片羡慕的声音，只有她一如既往格格不入地坐在角落，第二年之后就没再有人来看过她，应该也不会再有人来看她了。

　　所以当那一天监区队长来叫她，说有人来看她的时候，她既不敢相信，又猜不出来谁会来看她。队长是个好人，平日里管理犯人的时候很照顾她，也曾经数次劝她打消自杀的念头，她盯着队长的脸，却也看不出端倪，只好跟在后面。

　　那天运气很好，每一步都有阳光。她一边抬起头贪婪地消化，一边数着脚下的步子，不多不少正好走了五十步。

　　一进会面室她就愣住了。

　　儿子长高了，也晒黑了，穿着她没见过的陌生的校服，单薄精瘦的肩膀上挂着书包，坐在那里紧张地抠着手，远远看见她，一下子从椅子上弹了起来。

　　不能哭，不能哭，她狠狠在心里告诉自己，哭花了眼睛就看不清了，不能哭。

　　儿子说，“我今年考上市重点了，这边有公交车能到，我才来的。”

　　她说嗯。

　　儿子说，“我偷偷来的，没给爷爷奶奶知道。”

　　她说嗯。

　　儿子说，“他们怎么说你的，我都知道，但是我不愿意听。”

　　她说嗯。

　　儿子说，“我以后都住校，不能常过来。”

　　她说嗯。

　　儿子就没话说了。她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孩子，怎么看都看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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