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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


  四

  足球场上,一场球正踢得热火朝天。学生们的球技显然大都不怎么样,却吆喝喧天,一个个大汗淋漓,只有易永畦一个人坐在场边,看守着大家堆放在一起的衣服、鞋子。

  简易的木框球门前,毛泽东大张双手,正在守门。萧三一脚劲射,毛泽东腾空跃起,一脚将球踢开,他身手虽快,动作姿势却并不漂亮,摔了个仰面朝天。那只修补过的布鞋唰的又撕裂了,随着球一道飞出了场外。一片笑声中,易永畦赶着给毛泽东捡回了鞋,毛泽东却示意不必,他索性脱了另一只鞋,光脚投入了比赛。拿着毛泽东的鞋,易永畦仔细地端详起那个破口子。

  黄昏的余光透过八班寝室的窗户,照在一双单瘦苍白的手上,这双手正吃力地用针线缝补着毛泽东那只裂了口子的布鞋。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易永畦的神情是那样专注。

  “砰砰砰”,平和的敲门声传来。“请进。”易永畦抬起头,突然一愣,赶紧站起身来。走进门来的,正是杨昌济,他打量了一眼空荡荡的寝室,问:“怎么,毛泽东不在吗?”

  “您找润之啊,他这会儿肯定在图书馆阅览室,他每天这个时候都去看书,不到关门不回来的。”

  “是吗?”杨昌济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毛泽东床头那张已经泛了白的姓名条上,“这是他的床吧?”

  “对。”

  杨昌济审视着毛泽东的床和桌子,床上,是简单的蓝色土布被褥,靠墙架着的一块木板上重重叠叠堆着好几层书,把木板压成了深深的弓形,还有不少书凌乱地堆在床头床尾,整张床只剩了勉强可容身的一小半地方。桌子上,同样层层叠叠堆满了书和笔记本,到处是残留的蜡烛痕迹和斑斑墨迹。一张摆在桌面上的报纸吸引住了杨昌济的目光,这是一张《大公报》,报纸却显得特别小了一号,杨昌济拿起来一看,才发现报纸被齐着有字的部分裁过,天头地脚都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杨昌济显然有些不解,“怎么把报纸裁成这样?”

  “哦,这是润之自己裁的。”

  杨昌济这才注意到床边的另一叠报纸,这些报纸同样裁去了天头地脚,每张报纸上却都钉着一叠写了字的小纸条,可以看出正是用报纸的天头地脚裁成的。

  易永畦解释着:“润之读报有个习惯,特别仔细,不管看到什么不懂的,哪怕是一个地名,一个词,只要以前不知道的,他都要马上查资料,记到这些裁下来的纸条上。所以呀,我们都叫他‘时事通’,反正不管什么时事问题,只要问他,没有不知道的。”

  翻着钉在报纸上的一张张小纸条,杨昌济问:“可是,裁报纸多麻烦!为什么不另外用纸记呢?”

  “那个,”易永畦犹豫了一下,“白纸六张就要一分钱……”

  “哦。”杨昌济明白了,他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易永畦手中那只正在补的布鞋上,问,“这是他的鞋吧?”

  “对,润之他就这双鞋,早就不能穿了,他又不会补,我反正以前补过鞋……就是鞋太旧了,补好了只怕也穿不了几天。”

  拿过那只补了一半的鞋,杨昌济伸手大致量了一下长短,突然笑了:“嗬,这双脚可够大。”

  易永畦憨厚地笑着,他自己的脚上,那双布鞋同样打着补丁,旧得不成样了。

  杨昌济一路想着易永畦说毛泽东的话,来到一师阅览室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进去时却发现一枝蜡烛摆在桌上,并没有点燃,毛泽东正借着窗前残余的微弱光线在看书。他的面前,是摊开的辞典和笔墨文具,他不时停下来,翻阅资料,核对着书上的内容。

  杨昌济划燃了火柴,微笑着点燃了那支蜡烛,对毛泽东说:“光线这么差,不怕坏眼睛啊?”

  毛泽东一看是杨老师,想站起来,杨昌济拍着他的肩膀,示意他坐下继续看书。毛泽东看看老师刚刚给自己点燃的蜡烛,说:“我觉得还看得清,再说天真黑了,学校也会来电。”

  杨昌济拿起毛泽东面前那本书,看了一眼,正是《西洋伦理学史论》,问道: “你好像对伦理学很感兴趣?来,说说看。”

  毛泽东大胆地说:“世间万事,以伦理而始,家国天下,以伦理为系,我觉得要研究历史、政治及社会各门学科,首先就要掌握伦理学。”

  杨昌济翻着书,又问:“那,你对泡尔生说的这个二元论怎么看?”

  “泡尔生说,精神不灭,物质不灭。我觉得很有道理,精神和物质,本来就一回事,一而二,二而一,正如王阳明所言,心即理也。”

  “你再具体说说你的感想。”

  “对。世界之历史文明,本来就都存在于人的观念里头,没有人的观念,就没有这个世界。孟子的仁义内在,王阳明的心即理,和德国康德的心物一体,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可谓古今中外,万理一源。”

  “你是在想问题,带着思索读书方能有收获。”杨昌济笑了,放下书,站起身来,说:“好了,你先看书吧,我不打搅你了。”走出两步,他又转头:“对了,明天下了课,记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走出阅览室,杨昌济的脚步停在了门外。静静地凝视着里面那个专心致志的身影。秋风掠过,杨昌济拉紧了西服的前襟。他的目光落在了毛泽东的凳子下,那双光着的大脚上,只穿着一双草鞋,却似乎全未感觉到寒冷的存在。

  从阅览室回到寝室,毛泽东洗脚准备休息了,可他的大脚从洗脚的木盆里提了出来,擦着脚上的水,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面前的书。一双手无声地移开了木盆旁的草鞋,将那双补好了的布鞋摆在了原处。毛泽东的脚落在鞋上,才发现感觉不对,一抬头,眼前是易永畦憨厚的笑容。毛泽东拿起鞋一看,愣住了。易永畦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轻轻退回了自己的铺位。烛光下,凝视着重新补好的鞋,毛泽东一时间也不知是什么心情。

  第二天,在办公室里,杨昌济把厚厚的一大本手稿放在毛泽东面前,对他说:“昨天我看见你读那本《西洋伦理学史论》,那本是德文原著,蔡元培先生由日文转译而来,一则提纲挈领,比较简单;二则屡经转译,原意总不免打了折扣。我这里正好也译了一本《西洋伦理学史》,是由德文直接译过来的,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借给你看看。”

  毛泽东喜出望外:“真的?那……那太谢谢老师了!”

  “这可是手稿,只此一份,上海那边还等着凭此出书,你可要小心保管,要是丢了,我的书可就出不成了。”

  “您放心,弄丢一页,您砍我的脑壳!”

  毛泽东抱着书稿站起身,正要出门,却又听到杨昌济在喊他:“等一下。”然后,把两双崭新的布鞋递到了毛泽东面前。

  “我可不知道你的脚到底多大,只是估摸着买的。你这个个子,这鞋还真不好买。”

  拿着鞋,毛泽东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他突然深深给杨昌济鞠了一躬:“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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