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城(96)_朱晓军

九六

　　到龙港后，他们三兄弟就加入“十万大军”跑业务，没再办厂。王均豪说，“我们买材料给他们加工，付加工费。”他们从事的业务还是在金乡时干的印刷与徽章。

　　1990年，十八岁的王均豪去了长沙。他自豪地说，我是温州人在长沙办的第一个办事处。所谓的办事处就是租下一室一厅房子。两位哥哥不去时，他有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哥哥去了，他就睡沙发。周末，在长沙的温州业务员没事干就跑到他那聚会，电饭锅一插，小龙虾、泥鳅鱼、青菜和豆腐往锅里一推。开锅端上来，兄弟们围着锅捞菜，喝两杯酒，吹吹牛，聊聊生意经。那些人住的是招待所，不像王均豪有自己的空间。

　　“我那里高朋满座。”忆当年，王均豪骄傲地说。

　　1991年春节前夕，“高朋”又聚集在王均豪那儿，几杯酒下肚，有人沮丧地说，我过年回不了家了；有的忧愁地说火车票买不到，连站台票都不卖了。那时，回家是件大事儿，温州人脑瓜灵光，有时买不到火车票就买张站台票上车，到车上再补票。且不说买不到票，就是买到也很遭罪，上车没座，要从长沙站到金华，那滋味很不好受。实在困急了，趴到椅子背上，躺在那没有一巴掌宽的地方眯一觉。后来，王均豪学聪明了，上车就钻到座位底下，把脑袋横在过道上，随便别人跨来跨去。到金华了，他们还要坐开往温州的长途大客，走的是弯弯的山道，山上要是滚下一块大石头，把路堵住了，不知要多久才能回到温州。

　　有时家那边急等钱用，汇款要好几天，王均豪他们要带现金回去。火车站比较乱，还要在火车、汽车上折腾好几天，怕丢了，他们就坐飞机回去。1990年前，温州没有机场，只好飞到福州。到福州后，他们要把钱从皮包里拿出来，装进编织袋子。上长途客车后，把皮包放在行李架上，编织袋子扔到座位底下。假如在车上睡着了，皮包丢了没关系，里边不过塞有几件换洗衣服，小偷以为编织袋子里边装的是土特产，不大会动。

　　一次，王均豪遇到稽查队查走私，查过皮包后，还要查编织袋。

　　“等一下，我到里面跟你讲。”

　　到里边，他给他们看看里边的钞票。他说，在车上要被小偷盯上那麻烦可就大了。

　　王均豪有几笔钱没收上来，不能回家过年了。三角债——你欠我，我欠他，他欠你，搞得企业像中了庞统的连环计，被捆在了一起。到了年关，企业会有点儿回款，如不盯在那儿，等过完年人家即便想给你结账也办不到。

　　不能回家的很郁闷，能回家的也郁闷。

　　“我们自己出点儿钱，包一辆大巴回去吧？”有人说。

　　“我们包一架飞机回去吧，四十来个座，跟大巴差不多。”正巧在长沙的王均瑶说。

　　“你这个牛吹大了，我说包大巴就已经吹牛了，飞机怎么能包啊？”

　　“怎么不能包？能包大巴就能包飞机。”

　　两人杠上了。

　　酒喝完，人散了。王均瑶却较起了真，第二天和王均豪去了湖南民航局。

　　“我们要包一架飞机。”王均豪跟认识的售票处小姜说。

　　王均豪跟他们混得挺熟，机票买不到时就找他们搞一张预留的。

　　“飞机能包吗？”小姜被这哥俩搞蒙了。

　　“这哪个部门管，你把我们带过去。”王均豪说。

　　“你要包飞机？可以，可以，反正我们运力也有。”运输处长爽快地说。

　　运输处开会商讨一番，遗憾的是长沙到温州没开通航线，要开通的话得民航总局批，还要华东局协调，这不是春节前能办成的。王均豪失望地说，我们把牛皮吹破了。

　　年后，他们哥俩儿还没忘这件事儿，又跑到民航局问长沙飞温州的航线。湖南民航局讨论来讨论去，结论是不飞，理由很简单，长沙飞往杭州每周两个航班都坐不满，你温州那鸟儿不拉屎的地方能有多少旅客？我们的飞机在机场晒太阳没事儿，飞亏了就有责任了。

　　“我们包机还不行？”王均豪说。

　　“包机可以。”运输处长说。

　　均瑶哥俩儿回到办事处捧着计算器算，票价多少，能坐多少人，卖多少张机票能持平，卖多少能盈利……算到凌晨三点多钟，把计算器摁没电了，结果也出来了，可以包机。王均豪说，在长沙看到的杭州人远没有温州人多，一周飞两个航班应该没问题。

　　“这能包吗？他是谁？亏了怎么办？”运输处长把方案递交到局长办公会，一位副局长说。

　　“亏了从我们的押金中扣。”运输处长转告副局长的担忧时，王均瑶说。

　　“这回应该没问题了。”运输处长说。

　　副局长看一眼王均瑶的介绍信又摇头了：“这张介绍信连机票都买不了，怎么能包飞机呢？买机票要县团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

　　他们的介绍信是龙港镇村办企业的，他们三兄弟就挂靠在那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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