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城(55)_朱晓军

五五

　　▼第九章　先干起来再说

　　在陈定模看来，改革是有风险的，要抱有随时被刮下悬崖、粉身碎骨的思想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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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烧香还找不到庙门呢，你们却到处拆庙。”

　　进港公路通车了，县人大的调查也有了结果：龙港镇在建设中土地未征先用，未批先建，毁田建房，擅自卖地六百亩。龙港建镇时城区规划面积为三十五公顷，即五百二十五亩。陈定模到任两个月就将城区面积扩大到七十二公顷，即一千零八十亩，增加了三十七公顷，即五百五十五亩。按规定，建设征用基本农田，或征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两亩，少于五亩，要经温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超过五亩，少于三十五公顷，即五百二十五亩，要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超过三十五公顷要国务院批准。

　　龙港镇政府连一寸土地审批权都没有，镇党委书记陈定模、镇长陈萃元居然擅自征用土地三十七公顷，这不是无法无天么？还有，他们还将马路改为三十米、二十四米宽，这要浪费多少农田？这不是胆大妄为么？温州市人大主任阅后，愤然批示：“从严惩处！”

　　陈定模心有委屈，为加速龙港建设速度，县政府允许他先斩后奏；省里既然批准龙港建镇，不毁农田怎么建？建到天上去，还是把九个渔村建成像一串葡萄似的集市？天底下哪有那样的城镇？五年的建设任务一年完成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车超速违法，发展超速也违法？中国的城镇建设已经被一场场政治运动耽误了几十年，还能再让征地指标制约其发展么？

　　“没经过批准尝试的扩大、超面积地搞建筑，这情况是存在的。这个问题我们县里也有责任的。陈定模的胆子大起来以后，有点不顾各方面的规定和有关政策。有些是要请示的，要报告的，是不能自己做主的，这尝试有点儿过大了，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不能完全让他来负责。”提起这件事，胡万里回忆说。

　　“我们县政府只能批一亩，批多了就不行，这个怎么办呢？不管他了，变通变通吧。当时不是一再提倡变通吗？本来是不通的，变起来才通。我们一亩一亩地批，批了两千多亩。龙港的报表用纸板箱抬来给我批，三份我签一份，接着叫秘书签下去。省农业厅调查人员说，你批了两千多亩。我说，两千多亩是两千多次批的。他说我化整为零。我说我只能如此啊，如果两千多亩土地的表格报到省里，省里又不能批，还得上报国务院，那要花多少时间啊？龙港什么时候能建成？我说你要处理就处理我一个人，不要处理其他人。什么事情都是我的，我是县长。调查组查来查去发现我们没有把钱落进自己的腰包，查也查不到东西。一次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任调查组副组长，他见我一开会就检讨，检讨的也就那么一件事，其他事也没有。他说，‘好了，你一开会就这样讲。’这个我不怕的，反正我也打算不干了。龙港搞好了，我下台也就是了。一次，省里的调查组来，他们十来个人，我们每天补贴他们每人一块钱。他问我食堂谁管？我说我管，有什么事情？他说饭都冷了。我说，我们这里不像你们省里，吃喝拉撒都有人管，我们正副县长总共才四个人，怎么分工？反正没有人管的都是我管。”采访时，刘晓骅说。

　　“当时龙港镇批这些土地，没有刘晓骅和胡万里顶住，我早被处理了，你是毁田建房啊。上边来调查，刘晓骅和胡万里讲，你不用调查下面，这责任在我这里。所以我讲刘晓骅和胡万里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他们敢于把下面的责任承担起来。如果他们不敢于承担，说龙港镇批这些土地他们不知道，那我和定模两个不是死定了？”陈萃元说。

　　陈定模不想把责任推给县委、县政府，也不能死扛硬顶，只得一边“真诚”检讨：“我们未批先建，毁田建房问题严重，我们对政策法规学习不够，理解不透，给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一边继续“未批先建”和“毁田建房”，把盖有镇政府鲜红印章的建房批准书发放到农民手里。

　　有人说，陈定模、陈萃元他们得罪人太多，让人在背后打了一闷棍。

　　他们的确得罪了许多人，尤其是县机关干部。

　　龙港镇人民政府1984年9月25日下文：“本着人民城镇人民建的方针，本镇根据龙港建设市政设施配套规划的投资总额”，“规定不同地段征收不同市政设施配套费的标准：即金钗河至方岩老街每间收五千元；金钗河水闸南至岱头河，第一码头和东西大街（东起江滨路口、西至规划中的邮电大楼十字路口）每间收四千元；江滨路收三千元；其余在宽十四米以上的大街两旁建房的每间收两千四百元；十四米以下的小街每间收七百元；纯属解决住房困难而在居民点建房的每间收二百元，但本镇不负责市政设施配套的投资，实行谁受益谁负担，各户自扫门前雪的办法。”

　　又说：“干部职工凡是建在四个等级道路范围内的房屋，考虑干部职工建房的困难，每间收取公共设施费五百元，其余由县财政拨款凑足一千二百元；纯为解决住房不足而建在居民点内的干部职工房屋每间收取二百元公共设施费，并不用县财政拨款（此规定适用于过去经批准在龙港建房的干部职工）。”“以每幢屋为单位，统一向镇政府城建组缴纳各费后，方可放样、破土动工，如在规定期限不动工者则收回地基另行分配安排。”

　　有人认为，龙港镇的领导太愚蠢，别人烧香还找不到庙门，他们却到处拆庙。港区时，职工干部建房，每人补贴八百元，到了龙港镇，不增加补贴也就罢了，还要收五百元公共设施费。

　　“收取公共设施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哪去了？”反对声迭起，有人愤愤不平。

　　低音部在百姓，镇干部对他们解释一番，他们也就理解了，不理解也认可和接受了。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过上像鳌江镇那样的城里人的日子，他们最怕的就是龙港城建烂尾。

　　高音部在干部，尤其有职有权的干部。

　　“过去住房都是政府拿钱建，建好分配给干部职工。当下苍南县政府拿不出钱来建宿舍，干部职工住房十分紧张，很多干部没房住。我也没有房子，住在平阳县招待所，心有感受，也有感触。农民可以建，干部也可以自己解决住的问题，这是我赞成的。我不赞成的是有些领导干部不是为了住，他也不可能去龙港住，他批块土地，建间房子，等待升值。”胡万里回顾当时情境时说。

　　县领导只有胡万里和组织部部长没在龙港批地建房，部委办局的科级干部绝大多数都在龙港批地建房了。陈定模此举动了多少领导干部的“奶酪”。

　　“哪有跟国家干部收公共设施费的？你们有法律政策依据吗？有先例吗？前所未有！”

　　“你们这是拿我们的钱为自己评功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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