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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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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理出嫁的头一天，她的母亲对女儿千叮咛万嘱咐：“婆媳相处，是两好轧一好，你把家务包下来，伺候好他们三个人，谁也不会小看你。” 新婚第二天，小理就早早起床下厨房，公公杨金山和婆婆齐素清闻声跟了进来，连声让小理进屋。小理笑着说：“爸、妈，我是小辈，多做家务是应该的。” “那我们给你打下手吧。”婆婆说。 打下手？小理为难了，熬点粥，热热馒头，三个人忙岂不是小题大做？ 小理开始淘米，余光中，她发现公公一直在盯着水龙头。抬头看他，他就立刻把目光移向别处。婆婆终于说话了：“小理呀，淘米水别倒，留着洗碗吧。”边说边拿过来一个脏兮兮的铝盆。公公的表情随之恢复了正常，给小理讲起淘米水的妙用。 小理把锅坐在炉具上，点燃炉火。公婆静静地站在她身后，小理感到脊背发热，预感自己一定又做了不妥的事情。果然，杨金山又开始了“现场教学”：“小理呀，晚报上说，炉火只需舔锅底就行了，再大了就是浪费。” 齐素清赶紧接话说：“我和你爸是苦出身，又当了一辈子工人，比你们知识分子会过日子，你别多心。不过，话又说回来，不会过日子也不行呀，拿啥供革文念书，拿啥给你和革文结婚呀！你爸为了这个家呀，一辈子也没错花过一分钱。你们结婚那两万，不都是这么一点一点地抠出来的呀！” 从这一天起，王小理就成了杨家的小保姆。 最开始做家务的时候，杨金山和齐素清还时常围在小理的身边，现出一副“领情道谢”的模样；两个月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杨金山的腰椎病和齐素清的的颈椎病似乎“越来越重”了，他们在屋子里拄着腰，揉着脖子走来走去，还常常伴着声声叹息。 “爸、妈，到医院看看吧。”小理说。 “唉，要看好这慢性病得多少钱啊！”齐素清说。 “我和革文出钱，你们去看看吧。”小理是真心的。 杨金山和齐素清对视了一眼，说：“我们是土埋半截的人了，哪能拖累你们呢。” 后来，连小理周到细致的服务也很难让公婆满意了。公公喜欢吃硬米饭，婆婆喜欢吃软的；公公爱吃鱼，婆婆嫌有刺；公公喜欢酱油，婆婆喜欢陈醋；公公说用洗衣粉能生皮肤癌，婆婆说用肥皂洗衣不干净；公公说擦地板前应先用笤帚扫，婆婆说直接用抹布擦才卫生…… 再后来，杨金山和齐素清干脆就对小理“高标准严要求”了。杨金山要求小理做菜时别打日光灯，点抽油烟机上十五度的小灯就可以了；齐素清告诫小理纯毛地毯易生螨虫，必须一星期抱出去暴晒一次；杨金山主张早餐必须多样化，只吃馒头小菜是会营养失衡的；齐素清要求垃圾袋必须一天一倒，免得污染屋中的空气…… 杨金山和齐素清酷爱看电视。齐素清在卧室中看各种电视剧，杨金山在小厅里看球赛和新闻。两台电视马力十足地“鼓乐齐鸣”，房间就成了电影院。 小理努力让自己适应在“电影院”里心无旁骛地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可是，能不“旁骛”吗？ 在并不频繁的毫无欢娱可言的性生活中，小理怀孕了。 那一次小理记得很清楚。很少有兴之所至、不能自已的时候，都是像采取军事行动一样，先看“敌人动静”，再衡量“我方兵力”，然后慎重“出击”，所以，和革文的每一次小理都记得很清楚。 那天是星期天。公婆一大早就去看望一个老相识。 小理收拾完屋子，斜倚在沙发里，由内而外地感到放松。革文一屁股坐在小理身边，乐呵呵地问：“家里就剩下我们俩了？” “是啊，多难得！”小理问革文，“咱们做点什么？” “这还用问吗！”革文笑了，“别的事情爸妈在家的时候我们也能做。” 革文说得真有道理，小理立刻锁上了卧室的房门，一切就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初秋的阳光透过窗帘倾洒在小理和革文充满活力的躯体上，他们渐渐投入。 “今天几号了？是不是应该戴——”革文抬头搜寻着日历。 “省点时间吧，一会儿他们该回来了。”小理用力把身体迎向革文。 他们努力珍惜着这一次。 门外传来钥匙旋转门锁的声音。小理和革文停了下来，面面相觑，革文闭上眼睛，竭尽全力地完成了最后的冲刺，然后像接到急令的消防兵一样迅速地穿衣下床，把小理反锁在屋子里。 此时此刻，可爱无比的陶陶已经在母体中开始孕育了。 革文所在的计财处有四个人——林立处长，女，五十二岁；刘建国副处长，男，三十六岁；主任科员马当先，男，五十岁；主任科员杨革文，三十一岁。 林处长是个本该让人同情的女人。她的丈夫原是一家银行的行长，因为经济问题锒铛入狱，被判了二十年。二十二岁的儿子患有先天性癫痫，生活不能自理，长年被保姆照顾。 命运多舛的女人大多心态不健康，心态不健康的女人要么让自己遭殃，要么让身边的人遭殃。 刘副处长可不是这样，名牌大学硕士毕业，人品好，人缘好，日子也过得好。好得过了头，好得让心理不健康的人看见他就来气，就找茬，就怒不可遏。 林处长和刘副处长矛盾的根源就这么简单。但是，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手下的人就难做了。杨革文和其他三个人就像拔河绳中间的那朵大红花，就像天平上的砝码，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迷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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