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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


  ▼第十七章

  从这天起,杜湘东结束了对许文革的监视。相应于法律上的结案,他在心里也替许文革结了案——但却无法一了百了。十几年的惯性还在,他仍会留意许文革的动向。而作为一名风头正劲的“商界新贵”,许文革就算想藏也藏不住:许文革的公司与第六机械厂正式合资挂牌;许文革的新工厂一经投产就打开了销路,并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我市正在摸索老旧企业改革新机制,以原第六机械厂为例,大批下岗工人经过培训再度返厂,共创人生的第二次辉煌;中国企业家涉足慈善,资助工厂困难职工子弟上大学……最令人意外的一条是从娱乐新闻里看到的,狗仔队拍到一个二线女演员在酒店“夜会富商”,很快又有网友“人肉”出了那个进房之前“先往嘴里喷了半瓶神油”的老男人正是许文革。

  许文革也开始找乐子了,还是用他那种身份的人的典型方式找乐子。刚学会用单位淘汰下来的“586”电脑上网的杜湘东稍微有点儿不适应,随之而来却是轻松与坦然:一头扎进凡俗热闹的生活,这说明那桩案件及其引发的后果已经在许文革心里杳然消散。引用一句过时的套话,许文革学会了“和往事干杯”。

  这也是杜湘东致力达到的目标。他回到单位,继续上班,干的还是检查包裹的活儿。在有条不紊的重复劳动中,他实践了那些更加过时的套话,比如螺丝钉精神什么的,但却不是“放在哪里哪里亮”,而是只要焊上了就义无反顾地生锈。刘芬芳的冷饮摊却不开了。自从大出血过一次,她变得既怕冷又怕风,焐在暖气边儿上还得罩件大棉袄,更别提在屋外一坐一天了。好在对于下岗职工的政策又有变化,政府强制原食品公司的上级机关补交了社保,不光看病能报销,每月还给发放一些生活费。刘芬芳也闲不住,自学了打毛线,每天拢在被子里操持着两根棒针上下翻飞。这些年,人们对“牌子货”的成衣渐渐厌倦了,她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居然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又联系了一个开服装店的旧同事替她代销,也是一笔固定的进项。身为穷人,他们日子倒也能过,甚而还有余力慢慢偿还外债。反正借的是亲戚的钱,有个态度就行。

  还有一个不知能否算是“可喜”的变化,也和态度有关。或许因为气血虚弱,或许是被漫长的卧床磨软了性子,刘芬芳丧失了对杜湘东进行抱怨的热情和斗志,却找回了早就丢到爪哇国里去的多愁善感。她现在特别爱看日本和韩国电视剧,经常边看边哭,并且还会把那些悲戚的柔情推而广之,施加在杜湘东身上。有时候,当杜湘东下班回家先给刘芬芳冲一杯红糖水,或者周末搀着她出门去晒晒太阳,她的眼泪就下来了。一边抹眼泪儿,她还会感激杜湘东的体贴,还会絮絮叨叨地为自己“亏欠了”他而致歉,进而还会在电视剧那莫名其妙的台词风格的催化下,说出像当年一样抽象的话来:

  “有了今天,昨天和明天都是无所谓的。”

  转变之大,几乎让杜湘东有点儿错乱。刚开始,他的回答是:“你可别吓唬我。”

  后来也顺着她说:“每个昨天和明天都是今天。”

  于是,无数个昨天和明天都被今天覆盖,一晃又是五年。对于杜湘东而言,这五年的时间感受和前一个、前两个五年又有不同。不能说它慢,也不能说它快,不能说它空,也不能说它满。总之,带着某种尘埃落定的踏实,世事就从眼前滑过去了。钱越来越不经花,上网也不用接电话线了,空气差得必须得在屋里摆个净化器,连猪肉和牛奶都有毒了,奥运场馆竣工在即专等着万国来贺……大多数事情好像既与他有关又与他无关。有兴致,跟着人家高兴或者担忧一下,没兴致,那些高兴和担忧也就成了无的放矢。而说到对杜湘东的生活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变化,似乎只有一个,就是看守所迎来了搬迁。

  搬迁之前,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直到那年入冬,命令才正式下来:在离城区更远的山沟里,已经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看守所,老所全体员工和在押人员限期完成转移。听说这个大手笔的举动,是为了给一个“经济开发区”的规划扫除障碍,也像所有有幸被“规划”的城市边缘地带一样,附近几个村子早就上演了无数场悲喜大戏,有人发横财,有人喝农药,最后连坟都被推了个干净。而看守所是公家单位,更是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不过也算沾到了山乡巨变的好处——分房的承诺终于兑现,新所配套了一栋塔楼宿舍,员工人人有份儿。杜湘东也分到了一套客厅朝北的小两居。

  当全所上下都在兴致勃勃地搬家,他和刘芬芳却拖延了下来。新所按部就班地投入使用,但老所这边还有一些未竟事务,比如一些设备正等着拆走,仓库里的陈旧器材还可以卖些钱,以及按照旧地址寄来的公函和信件仍需要查收。所里派了一个管后勤的副主任带领几名闲人留下来料理,其中就有杜湘东。而等这轮善后也结束了,领导又觉得既然拆迁队还没进驻,彻底甩手也不是个事儿,于是动员那几个还没搬家的职工,看谁愿意发扬风格,替所里把把门儿,站好最后一班岗。

  杜湘东报了名:“我留下得了。”

  那位副主任有点儿不好意思:“别别,这摊事儿我负责,该我留下。”

  杜湘东便解释:“新楼味儿大,我老婆身体又不好,怕熏着她。”

  这个理由也说得通。上面再一盘算,搬迁以后工作更忙,人手本就不足,留下的理应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那就非杜湘东莫属了。于是,他成了这座看守所里最后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警察。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沿着旧所围墙溜达一圈儿,再给新所打电话报个平安,如果犯懒,窝在家里不出来也没人管。到了晚上,家属院里四下漆黑,寂静得连猫狗都仿佛响应政策搬了家,只有他和刘芬芳的屋里一灯如豆,又像被墨水浸透的纸上破了个洞。在这种环境里,俩人便生出了与世隔绝的心态,不过倒也安然。

  杜湘东觉得好笑:当年一门心思离开的是他,如今赖着不走的也是他。在这座行将废弃的看守所里,他究竟想要纪念什么,缅怀什么?而再过不长的一段时间,当那圈高耸的围墙在爆破声中轰然倒塌,也就意味着一段旧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吧。这个故事他已经看到了尽头,就像电视剧的最后一集,虽然不能错过,但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早已陷入了疲沓。

  然而杜湘东想错了。故事当然要讲完,却不是他默认的结局。

  他也没想到,还会有人造访这座只剩了个空壳的看守所,并且都是冲他来的。

  第一位访客是刘秋谷。那时冬天还没过去,杜湘东早上从家属院出来,刚绕过半圈围墙,便见看守所正门外停着一辆奔驰车。司机还是被他小小地教训过的那位,此刻正望着挡风玻璃外的空旷景色一脸茫然。杜湘东并未立刻过去,而是驻足远远观望了一会儿。就见车门打开,只下来了一个刘秋谷,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

  几年过去,这小瘸子似乎终于长成了个大人,一脑袋黄毛变回了黑色,下巴上布满了胡茬。靠近杜湘东,他点了下头:“许哥让我给您带个信儿。”

  杜湘东看到刘秋谷的胳膊上带着黑箍,心里明白了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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