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52)_石一枫

五二

　　从这天起，杜湘东的生活只剩下一项内容，就是窥探许文革。每天天不亮，他便会驾驶着突突乱响的三蹦子长途跋涉，来到那栋小楼的院儿外。国营工厂早已一蹶不振，它的周边地带却呈现出了野蛮生长的繁荣。搞货运的，批发钢材电线的，出租工程车辆的，由此又带动了饭馆、旅社和百十块钱就能“爽一把”的小发廊。这种环境很利于隐蔽，当他把车往路边一靠，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摩的”司机。出于谨慎，他又买了一顶能遮住下巴、只露双眼的毛线帽，干脆连面目也藏了起来。但这种形象又带来了一些小麻烦，常有人过来问他“走不走”，甚至连问都不问，径直往铁棚里一钻就不下去了。杜湘东本想拒绝，又一转念，开了这么一辆车却不载客，成天往院儿门口一杵，瞎子不都能看出自己正在干嘛吗？于是只好就范。好在路程都不远，不是去车站就是去镇上，顶多半个小时就能打个来回。回来以后，他继续发痴似的盯着那栋小楼。

　　如此持续了半年，但却成效甚微。这期间的几乎每一天，杜湘东都会把许文革的动态记录下来，写在一个空白本子上。那些内容是如此单调、简略而重复，诸如：

　　许文革没出门。刘秋谷买菜做饭。
　　许文革没出门。医生上门为他治疗哮喘。
　　许文革乘车，没上高速，前往当地派出所备案。
　　许文革乘车，上高速往北，应为探望崔丽珍。
　　许文革没出门。有访客两名，大概是商业伙伴。
　　……

　　假如一定要就此做出分析，那么结论是：除去履行法律规定的手续以及去养老院看望姚斌彬他妈，许文革保持着深居简出，连生意都完全在那栋小楼里进行遥控。相应于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也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

　　这份记录还有第二个人看过，是刑警支队长。那年春节，同学又来找过他一趟，名为拜年，实则是放心不下。俩人坐在车里，自然说起了“调查”的进展。杜湘东知道瞒不过去，便把本子掏出来，递了过去。刚开始，同学还一篇一篇地翻着看，到后来就唰唰一扫而过。他评价了一句“精神可嘉”，然后直言相告，就算许文革果真隐藏了什么犯罪行为，凭杜湘东也休想发现，更别提把他再次投进监狱了。原因很简单：杜湘东的调查手段太低级、太小儿科了。靠人力去盯梢，蹲点儿，这都是上个时代的套路，而现在甭管是侦察技术还是反侦察技术，都日新月异到什么地步了？就拿这满满一大本记录来说，还不如随便哪个电线杆子上的监控摄像头提供的信息更多。

　　“我也没觉得自己能逮着他。”杜湘东回答。

　　同学就问：“那你图什么呀？”

　　杜湘东反问：“许文革这种人，难道不应该有人看着他吗？”

　　同学沉默半晌，说：“我看你是魔怔了。”

　　杜湘东表示赞同：“我还真是魔怔了。”

　　而在监视以外，也有意外收获。每次坐车的人给了钱，他都看也不看，顺手往随身带的挎包里一塞。等过完年，就觉得那包鼓鼓囊囊的挺碍事儿，打开一看，乱七八糟撑满了零钱。于是他拎过刘芬芳摆摊儿收钱用的纸箱子，打开挎包，让那些散票儿纷纷落落地倾泻出来，把他的收成和她的收成混在一处。他们这对穷人夫妻居然也拥有满满的一箱子钱了。

　　这么做，当然是为了安抚刘芬芳。自从杜湘东早出晚归，她对他的声讨也到达了一个新的高潮——有本事的人才不着家呢，你也配？什么活儿都丢给老婆，成天出去躲清闲，这还叫男人吗？不会挣钱，花钱倒挺在行，自行车换成了三蹦子，这样就能到更远的地方“浪”去了吧？而见到杜湘东的举动，刘芬芳便一愣，进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她问：“谁给你出的主意？”

　　杜湘东说：“什么主意？”

　　刘芬芳踹了一脚纸箱子，惊得两张毛票儿翻腾而起：“拉活儿呀。”

　　杜湘东搪塞：“也没谁。好多人不都这么干么。”

　　刘芬芳说：“可你是警察呀。”

　　杜湘东笑了：“我都快忘了，你倒想起我是警察了。”

　　刘芬芳突然眼圈儿一红。她这人就是这样，平时老觉得自己被亏欠，但只要想起杜湘东也在承受委屈，哪怕他的委屈其实和她无关，她也会立刻翻转过来，觉得自己才是亏欠了杜湘东。这是刘芬芳性格上的软肋，使得她既后悔不迭又心甘情愿地跟他过了这许多年。想到这里，杜湘东便叹了口气，伸手摸了摸刘芬芳的脸——那张脸的正面已经和红苹果毫无相像之处，侧面也看不出半点儿吉永小百合的影子了。这个举动很突兀，所以刘芬芳下意识地一躲，但她随即又把脸凑了上来。老夫老妻含羞一笑，决定晚上再炖一锅猪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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