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27)_石一枫

二七

　　刘芬芳就说：“我二姐从南方回来了。她们那个德国公司在北京设了办事处，让她来当人事的头儿。在外面漂了些年，她好歹还算有点儿人心，想补偿家里，尤其是想补偿我，所以就问到了你。她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可以干个物流部的小组长，工作也简单，带着人到码头点货收货，再把东西送到北京的二级代理商就行。她还说你有学历，人也踏实，他们公司又在扩大规模，过不了几年保证升职。”

　　杜湘东又含糊了：“你说是让我辞职？”

　　刘芬芳说：“我已经替你——替咱们算计过了，你在看守所待着，什么时候是头儿啊？再熬几年就真熬老了，老了再后悔就晚了。还不如趁早过去，工资翻番儿不说，他们还给租城里的公寓。当初没解决的问题，这不就全不是问题了吗？”

　　杜湘东更含糊了：“辞职不就得脱警服吗？”

　　刘芬芳进而咯咯笑了：“铁饭碗不如金饭碗，何况你这还是个破饭碗。脱就脱呗。”

　　她说得既果断又轻松，而杜湘东实在没法儿反驳她。这些年来，可以说是他拖累了刘芬芳，把她拖累成了一个爱抱怨的妇女，现在是人家刘芬芳给他指了条明道儿，他好像只有感恩戴德的资格。但他也明白，刘芬芳嘴里的脱警服，和他所说的脱警服内涵又不相同。对于刘芬芳，那就是树挪死人挪活这么简单，对于杜湘东，却还意味着别的东西。

　　所以杜湘东说：“让我琢磨琢磨？”

　　“有什么可琢磨的，你在这地方的气还没受够啊？”

　　“还是得琢磨。”

　　打着琢磨的名义拖过一夜，第二天，刘芬芳的脸色就变了。她的决策没有得到杜湘东的热烈响应，这让她感到他不识好歹，于是重新回到了抱怨的轨道上。抱怨的内容则紧紧围绕着杜湘东在看守所的穷、远和得不到提拔这一系列现状。说的都是事实，所以杜湘东理亏，不能回嘴。而刘芬芳又变本加厉，摔摔打打起来，最后指着杜湘东的鼻子逼问：

　　“给句话行不行，你还是男的么？”

　　杜湘东不但给不了一句话，甚而披上一件便装逃了出去。老婆一个礼拜才来一次，他却落荒而走，这要让所里的同事看见，谁知道他们会联想到什么。所以杜湘东贴着墙根儿，像尿急似的一路小跑出了看守所，来到那条荒凉的土路上。脑子还乱着，他只想清静一点儿，踏实一点儿。哪里才有清静和踏实呢？于是便坐上车，往姚斌彬家里来。

　　进门打声招呼，照旧扫地做饭。杜湘东从不在周末来，但姚斌彬他妈几乎连楼也不下，时间概念早已淡漠，所以也没多问。刚把粥摆上桌，却听见楼下嘀嘀按喇叭，还有人喊：“各家取信取包裹了啊。”然后嚷嚷一串人名。原来是邮局的车来了。如今郊区的邮政条件也有所改善，不用邮递员骑着“二八”自行车走村串巷了，换成了韭菜绿的微型面包车；不过仍是每周才来一趟，并且不管送信上门，只能下去自领。早先调查许文革的行踪时，刑警方面还专门问过邮局，得到的答复是姚斌彬家与外界并无信件往来。但此时正喝着粥，就听见邮递员扯着嗓子又喊：“崔丽珍，崔丽珍在不在？不在我可走啦。”

　　楼下还有人对邮递员解释：“您再等会儿，她腿脚不灵便。”

　　杜湘东抬头和女人对视一眼，说：“您歇着，我去。”

　　说着拉开书桌抽屉，拿了证件。平时姚斌彬他妈上医院取药和到厂里领补助，只要赶上杜湘东在，也常由他代劳，所以放证件的地方他也熟。杜湘东三步两步下楼，对已经很不耐烦的邮递员出示了两人的身份证，说明“代领”，便从人家手里接过了一张汇款单。汇款人写着叫“刘春粟”，汇款地址是山西某县某乡邮局，汇款金额是3000块钱。

　　杜湘东的脑子便“嗡”了一声。他竭力平复呼吸，掏出警察证，在对方眼前一晃：“特殊情况，崔丽珍有汇款这事儿，别再告诉别人，明白了吗？”

　　对方的脸就白了，忙不迭地点头。杜湘东转身回去，以镇定的姿态上楼，来到姚斌彬家门前，听见自己的心跳似乎过于响亮，又闭眼喘了两口长气，这才推门进屋。

　　然后，他对姚斌彬他妈笑道：“他们看错了，不是找您的。厂子里还有别人姓崔吧？”

　　女人似乎凝视了他片刻，又似乎随口应道：“哦。”

　　也不知这个谎话编得圆不圆，但杜湘东背上已经冒出了冷汗。他还得装得没事儿人似的，继续吃饭、洗碗、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这个中午仿佛比任何一个中午都要缓慢，直熬到两点多钟，姚斌彬他妈要午睡了，他才起身告辞。

　　出了筒子楼，杜湘东两腿裹风，奔向最近的公用电话。他是要打给刑警队的同学。以前来姚斌彬家，契机是同学交代了一个任务，所以那时候，他总得时不常地就这个任务的进展情况做一下汇报。过了这么久，案子成了悬案，同学也从警员升了探长，双方汇报和听取汇报的兴致便渐渐地淡了下去，尤其这两年，几乎音信不通。说到底，他们的性格还是有点儿“犯冲”，交流时说不出的别扭。然而今天这张汇款单却让杜湘东重新想起了那个任务，他必须得找人商量对策了。

　　刑警队周末也有人值班，但电话打到办公室，同学却不在。杜湘东便又打同学的传呼，号码还是刚普及BP机的时候对方给的。挂了电话就蹲在马路牙子上，那幅样子像个焦急地等着领工资的农民工。来来往往又有人打电话，一旦占用得稍微长点儿，杜湘东就心急，却又不好催人家。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电话才响起来。

　　同学还是傲慢的语调，和当年一样：“你找我？少见呀。”

　　杜湘东没顾得上客气，低声说：“那事儿有消息了。”

　　“哪事儿？”

　　“还能哪事儿，许文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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