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4)_石一枫

四

　　▼第二章

　　从这天起，杜湘东就对这俩犯人格外留心。倒也不是因为打了人家。在那个年代，犯罪人员或者被怀疑犯罪的人员挨两下揍，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别说看守所了，就是在街道的联防办公室，晚上都能听见鬼哭狼嚎。用老吴的话说，进来的人本来就记吃不记打，可要是再不受点儿皮肉之苦，真会以为谁都治不了他们了。工作三年，杜湘东也不是个“雏儿”了，他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刺儿头和滚刀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同意老吴的说法。而他之所以一直没破这个戒，是因为总觉得一码归一码，账得算清楚。哪怕是个死刑犯，该承受的也是一颗子弹，而不是一顿拳脚。

　　让杜湘东心里硌得慌的，是一个耳光之后俩犯人的反应。挨打的那个自然被抽愣了，瞪眼呆看着杜湘东。在四十瓦灯泡底下，杜湘东第一次看清了那犯人的面貌。他长了一张娃娃脸，两颊各有婴儿似的一嘟噜肉。眼睛又大又圆，长睫毛上粘着泪水，让人想起某种鹿类。这犯人嘴一憋一憋的，还在哭，但又因为管教的命令而不得不压抑着哭，那副样子哪儿像个盗窃犯，简直像个偶尔犯了错的三好学生。

　　“妈——”娃娃脸犯人又拖着长音叫起来。他这么一叫，把杜湘东稍稍冷静的大脑再次刺激得烦躁不堪。他就没见过这么怂的犯人。都到这个份儿上了，叫妈能帮上你？知道叫妈早干嘛去了？他甩出去的巴掌又折了回来，这次变成了拳头。

　　但这只拳头转瞬被人拽住了。侧眼一看，是一旁那个高而壮的犯人。他双手揽住杜湘东的胳膊，手铐锁链缠住了杜湘东的腕子。手劲儿特大，一挣竟挣不脱。协同押送的两位管教吃了一惊，几乎同时掏出电棍来：“你要干嘛？”而杜湘东回了下神，反手扣住那犯人的肩膀，一拧身，脚下使个绊子，转眼就让犯人重重躺在了地上。接着，他用膝盖顶着对方胸口，逼视着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管教是你动的？”

　　犯人从他胳膊上松开双手，瓮声瓮气说：“政府，要揍你揍我得了。他有伤。”

　　这话说的，好像看出他现在气儿不顺，有打人的需要似的。杜湘东没再动手，但继续瞪着胯下的犯人，直到对方迟疑着把眼睛挪开，这才慢慢起身，掸了掸警服。后面的俩管教也跟了上来，其中一个问：“给他上镣？”

　　对于特别不服管教，尤其是显示出暴力倾向的犯人，所里专门备有脚镣。那玩意儿由几十斤重的铁环和铁球组成，人挂上以后就像一头拖着破犁的牛，走到哪儿都咣当响。多挂两天，就连道儿都忘了怎么走了，有些人还会脚踝肿得像俩馒头。而杜湘东扫了一眼地上的犯人，摇了摇头，默不作声地打开了十七、十八监的两道铁门。这俩人是同案犯，按照规定，必须分开关押，防止串供、密谋或闹出别的什么乱子。一股又臭又馊的气息扑鼻而出，那是二十多个犯罪分子共同散发的味道。杜湘东又拿出手铐钥匙，示意俩犯人过来开锁，摘了铐子就可以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不出意外，他们今天晚上都得挨着尿桶睡，而原先在监舍里地位最低的人，则会荣升到靠外一些的位置上。这道门里，另有一套规矩。

　　当晚在食堂吃饭时，杜湘东只觉得脸上发烧。他感到人人都在看他，还猜测人人都在议论他想走而又没走成的事儿。老吴那张臭嘴肯定闲不住，也许在同事们中间，他已经被说成了一个心比天高但却志大才疏的家伙——不光如此，还拿犯人撒气。这么一想，刚才的那个耳光仿佛抽在了自己脸上。一顿饭没吃完，他就回了办公室，咕咚咚灌了半搪瓷缸子凉水，这才想起还有工作没做。对于新进来的犯人，管教有义务了解其基本信息以及犯罪事实。看守所也不光是个关人的地方，在理论上还负担着协助侦查机关取证的任务。这些理论在老吴他们那儿也就是个理论，但在杜湘东这儿可不是，今天尤其不能是。看他的笑话是吧？幸灾乐祸是吧？越是这样，杜湘东就越得证明自己和他们不是一样的人。

　　他耗费两个多小时，翻阅了派出所转过来的审讯笔录，以及厂保卫科提供的相关资料。娃娃脸犯人名叫姚斌彬，棱角分明的犯人名叫许文革。姚斌彬比许文革小两岁，俩人一个二十一，一个二十三，都是一家机械厂的青工。俩人的住址也在厂家属区，是顶班招收进去的工厂子弟。工作以前，姚斌彬上的是全日制高中，许文革则是工业局下属技校毕业。工作以后，姚斌彬分在了模锻车间，许文革分在了维修班。按照保卫科的说法，此二名案犯深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毒害，自从入职伊始就不安于工作，频繁利用公家的器械和原材料在外面干私活儿、赚外快，被厂里发现后还挨过处分。这次他们企图盗窃的物品尤其重大，是一辆日本进口“皇冠”轿车的发动机。被发现时，案犯自带简易工具，已将机器从车内拆卸出来，遭到抓捕时又嚣张拒捕，许文革用扳手将保卫科副科长开了瓢。

　　人赃俱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年头，青工沦为阶下囚的并不少见。本来社会上的诱惑就变多了，再加上年轻人血气方刚，脑子活络，往往一犯就是大案。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的电工，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车工。而要说这俩犯人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何不同，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一个特别软，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一个又特别硬，跟管教都敢动手。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硬，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软的很容易自残，硬的很容易伤人，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的都是这两种人。

　　情况了解之后，杜湘东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教育也可以。这是未雨绸缪的意思。然而刚合上材料，天花板的喇叭又响了：

　　“杜湘东，你未婚妻找你。”

　　那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话，一部在所长办公室，一部在监舍区紧急情况专用，还有一部才是职工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地处郊县，谁家都会有人找，但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杂而且公开：看电话的老大爷先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来，并且还一定要说明谁在找、干什么。有个笑话，一个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等辗转找到人，听筒里已经传来孩子的哇哇哭声了。而当杜湘东听见喇叭响，就说明刘芬芳已经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今天又是个冷天，她又是个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杜湘东只好撂下卷宗，急匆匆奔了出去。

　　来到管理科，听筒在电话机旁撂着，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就从床上滚了下来。看电话的老头儿把半导体音量开得挺大，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半集《新闻和报纸摘要》。杜湘东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刘芬芳也“喂”，然后分别汇报了这两天的生活情况，诸如吃得怎么样、排没排夜班、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内容。这些说完，刘芬芳才进入正题：“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

　　杜湘东说：“嗯。”

　　“有信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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