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命而生(2)_石一枫

二

　　此后两年多，杜湘东没再提调动的事儿。慢慢的，他对看守所的生活也习惯了。单位小有单位小的好，起码人际关系简单，不必时刻哈着谁拍着谁，这就很对杜湘东的胃口。郊县也有郊县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鲜。就连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阅览室订了几本文学杂志，上面的作家都爱在个人简介里声称自己是个“享受寂寞的人”。期间还真有个作家来所里体验生活，却怎么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来就叫嚷着要到女队蹲点儿，去记录女犯人“灵与欲的碰撞”。在假寂寞面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儿。唯一让杜湘东仍感不痛快的，是有时回警校去参加同学聚会。那些分在重要岗位的同学都热衷于吹嘘最近又破了什么大案要案——这两年的案子的确多了，也变得光怪陆离了——什么在歌厅里贩毒的，冒充港商诈骗的，还有承包了个印刷厂，白天印党员学习材料晚上印裸体扑克的。光荣负伤的同学更会撩起衣服展示伤疤，还不忘对杜湘东告诫一句：

　　“哥们儿好不容易把人抓进来，你们可得看好了啊。”

　　心里一不痛快，聚会也懒得参加了。有时一想，留京以后别说没交上什么新朋友，就连老朋友都慢慢淡了，这实在有点儿悲哀。但再一想，什么日子不是过，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

　　至于重新想起那个三年之约，是因为杜湘东要结婚了。这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一个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单身汉，想结婚简直比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配种都难。其实还是拜所长所赐。那两年什么地方都在搞创收，看守所的经费本来就紧张，于是也创。项目之一，就是替轻工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里组织犯人生产冰棍里面的那根棍儿，每个礼拜打包运到菜地另一端的冷库去。刚开始都是所长亲自带人去送，去了两趟，就指名让杜湘东代劳了，并且指名让他找一个叫刘芬芳的冷库管理员交接。所长还替俩人算了账：刘芬芳二十一，杜湘东二十五；刘芬芳一米六，杜湘东一米七五；刘芬芳虽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里，但她就是个高中毕业，编制是工人，杜湘东虽然是外地人，常年驻守在郊县，但却是大学毕业，编制是干部……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怎么算怎么“登对”。

　　杜湘东被催着去了两趟，果然喜欢上了这个长了一双小说《丹凤眼》里的丹凤眼、留着电影《小街》里张瑜的发型，从侧面看比从正面看更有风情的冷库管理员。刘芬芳呢，想必也是喜欢他的。虽然她见到杜湘东的时候冷冷的，不爱说话，但要是有一个礼拜她从城里赶到冷库，而杜湘东恰好有事儿没去，再下个礼拜见面的时候，那种冷淡就会变得更冷，冷得简直像在赌气了。这些表现杜湘东刚开始不懂，还是所长和老吴帮他分析出来的。所长认为“这很说明问题”，老吴则进一步对问题给予了通俗易懂的说明：

　　“这妞儿动了春心呗。”

　　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也与别人不同——这么说其实不客观，因为他从来没接触过别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说，那就是刘芬芳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到红塔礼堂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同学里那些干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亲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

　　“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

　　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进行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劲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再进一步分析，他所喜欢的，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求了吗。假如说杜湘东在这三年里学会了享受寂寞，那么刘芬芳的档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忧愁。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

　　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得都有点儿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和一床大红缎子面儿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弄不着票。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了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很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歧来了。

　　刘芬芳家住宣武区的大杂院儿，工作以前八口人挤在一个里外间，她睡厨房，脑袋顶着米缸；工作以后食品公司有宿舍，倒是不用顶米缸了，但是一间屋子住了八个女工，人口密度仍未降低。试想能从厨房和集体宿舍搬进筒子楼里的单间，婚后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大为提高的，但刘芬芳不这么想。她指出，郊县一间房，不如城里一张床。那时还没有房价的概念，刘芬芳所说的是精神生活：城外有什么呀？除了仓库就是菜地，地里蹿着农民和农民家的狗。有王府井外文书店吗？有“北影”内部放映厅吗？有大学交谊舞会吗？她罗列完这些，仿佛才想起自己既看不懂外文，也混不进内部电影院，更不是大学生，于是又补充：

　　“就是哪儿也不去，站在长安街上看看电报大楼的灯，心里也是舒服的。”

　　结论是：她不能从城里搬到郊县，更不能把工作也调换到这边的库房。杜湘东就提出了一个权宜之计：“或者我们平常分头住，等到周末或者你下乡盘库的时候再过来？”

　　这个提议也遭到了否决。刘芬芳说：“丈夫丈夫，一丈之内才是夫。不结婚则罢，只要结了婚，我就不要离开你。”进而又援举了几个刚和中国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官的事例：甭管多忙多重大的场合，大使和大使夫人寸步不离，走哪儿都挎着。

　　杜湘东就做了难：“那你让我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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