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41)_王兴东

四十一

　　“我认为不能太快，总得筹备一下吧？”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负责人谭平山62岁了，圆圆的脸，须发皆白。他环视着大家，“具体的日子我都想好了，以今年的双十节开幕为宜，象征着我们继承了辛亥革命的事业。”

　　“我不同意在双十节开幕。”马叙伦63岁，瘦长脸，背头，戴着圆圆的眼镜，上唇的胡须在嘴的两边长达下颌，下巴的胡须仅到胸口。他摆着手明确反对，“那是民国的国庆，我们跟国民党有没有区别？人们还会以为，我们的新政协与旧政协是换汤不换药呢。我主张在1949年元旦那一天开幕，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也有个新的气象。”

　　马叙伦字夷初，浙江杭县人。辛亥革命前参加同盟会，民国后任上海《国粹学报》、《大共和日报》编辑、总编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我同意夷初老的意见，在1949年元旦召开最好。”60岁的王绍鏊马上赞同马叙伦的意见。

　　王绍鏊字却尘，江苏吴江人。曾同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为统一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同蓝公武等在北平发起组织救国协会，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6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至七七事变后出狱。1945年底，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新政协什么时间召开，要看形势的发展，不能刻舟求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说，他其实是不同意沈钧儒意见的，觉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还不太成熟。

　　李章达58岁，字南溟。广东省东莞县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武昌起义。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协助蒋光鼐筹划军机事宜。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任政府中央委员兼政治保卫局局长。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创办《光明日报》。1948年参与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民革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嗯……现在召开新政协，恐怕为时尚早……”郭沫若微微颔首，字斟句酌，“不过……可能也到时候了，再拖下去也不见得就好。嗯……我说不好。”

　　郭沫若56岁，字鼎堂，四川乐山人。代表作诗集《女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一代诗风。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后流亡日本，埋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政治协商会议什么时间召开，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茅盾冷冷地说。

　　茅盾52岁，字雁冰，浙江嘉兴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成为著名左翼作家。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地点，我不同意在哈尔滨，而主张在关内找个城市。以避免敌人攻击我们的新政协、新政权有国际背景，是苏联的傀儡、代理人这类的说法。”王绍鏊犹豫了一会儿，终于直抒胸臆。在哈尔滨开政协，是毛泽东那封信中的提议。而不少民主人士都有这种顾虑。

　　“却尘兄的说法，我有同感。哈尔滨是不合适，离苏联太近。这是授人以柄，给人家留话把儿啊！嗯……政治协商会议最好在是中共拿下平津之后，在平津召开。在北平最好，北平是元明清三代、八百年的古都啊，是我们民族的象征。”

　　借着王绍鏊的意见，李济深也说出了自己的建议。而且他的提议不但包含地点，还暗含着开会的时间。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件事来说，他个人觉得还是早了一些。也许作为一个号召说说还行，但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具体实施，则未免言之尚早。他是个职业军人，知道攻城略地，斩将夺旗，绝不像书生们喊喊口号、纸上谈兵那样容易。现在，中共是打得不错，但也只是占了东北的大部和华北的大部，全国的绝大部分城市和土地还是老蒋的呀！老蒋虽然打得不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彻底打败他，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办到的。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建全国性质的政府，最起码得有半壁江山才行啊！可是中共正在兴头儿上，明说了就等于泼冷水……

　　“我认为任公的说法有些不妥。政协会议在什么地点开，本来是以政治为前提的，如果定在‘拿下平津之后’，就成了以军事为前提了。”李章达听出了李济深的弦外之音，马上进行反驳。

　　“至于新政协的参加者，我主张不应画地为牢，而应当扩大到国民党内蒋介石下面反蒋的各种力量，比如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尤其是李宗仁、白崇禧，据我所知，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总之，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嘛。”李济深说。

　　因为李济深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门生故旧极多，又与桂系渊源甚深，所以，他老想多团结一点国民党人，尤其是拉住桂系。

　　“我觉得任公有宽大主义的倾向。难道只要反蒋就是革命的嘛。”谭平山说。

　　“我同意鸣谦兄的意见，国民党内派系林立，有些派系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狗咬狗的矛盾。他们即使反蒋，也不是革命派，不能团结。”李章达的话斩钉截铁。

　　“我看也不必如此极端，对任公说的那些人，可个别争取，但是，不能集团争取。”马叙伦把他们两边的意见做了折中。

　　民主人士们众说纷纭，久议不决。

　　继1948年5月发表拥护《五一口号》宣言的民主党派之后，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6月9日、中国民主同盟6月14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6月25日分别发表了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宣言。但是，在香港的市面上，仍然流传着李济深在到底联共还是联桂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谣言。这大概跟李济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时间较晚有关。

　　西柏坡的房屋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建筑，土坯垒墙，黑瓦覆顶。毛泽东住着一个农家小院，邻院住着周恩来。在周恩来这个院的西北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的所在地。

　　解放军总部兼作战室内只有十几平方米，墙上挂满了5万、10万比1的军事地图，地图上插着代表我军和敌军番号的红蓝小旗，标明着两军的最新态势。屋里紧紧地摆着三张桌子，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从名称就可以知道它们的职责了。

　　毛泽东抽着烟，对着地图长时间地思索。由于太聚精会神了，以致纸烟烧到手才发觉。周恩来站在他的旁边。

　　“恩来，你看，如果我们进军江南，美国会不会出兵干涉哩？”

　　“嗯……可能性不大吧，美国现在对蒋介石越来越丧失信心，援助也越来越少了。”

　　“能不能找个知道内情的人了解一下？”毛泽东用征询的目光望着他。

　　“嗯……”周恩来眼神在空中捕捉了好一阵儿，忽然，“有了！”

　　“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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