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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 华商报》报社位于香港干诺道中123号的那幢五层小楼里。它创刊于1941年4月8日。当时日军占领了中国沿海城市,香港尚未沦陷,大批爱国人士汇集于此。当时的香港报刊都受国民党和港英当局控制,没有一份左派报纸。为了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建议出版了这份报纸。它的法人和出资人是香港商人世家子弟邓文钊。邓文钊虽是有钱人,但在英国留学时却信仰了马克思主义。香港沦陷后,《华商报 》停刊。抗战胜利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地区党委宣传部长饶彰风找邓文钊帮忙,《 华商报 》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1947年《 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 华商报 》就成了中共在解放区外唯一的喉舌。《 华商报 》1948年5月1日刊登了《 五一口号 》。

  这幢楼的第五层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里面有个秘密电台,掌管电台的人叫杨乔。

  5月4日下午2点,杨乔收到了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的电报。电报译出后,立刻交给了从上海来到香港、专门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潘汉年。

  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同志们给他起的外号叫“小开”,那是上海人对风流倜傥的资本家少爷的称呼,也可以想见他的风格。潘汉年的长相有着江南人的清秀,额头光滑,戴着金丝眼镜,衣着入时,很像个精明干练的洋行高级职员。他为人机警,善于交际,能与各种人打交道,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期,上海成了世界各国和国内各派间谍较量的地方,他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多次为中共中央及时获取重大的战略情报。

  潘汉年读了这封信,觉得非常重要,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在具体筹划建立全国政权的问题了。而且,由毛主席出面给民主人士写信商讨重大问题,这样的信他经手的不多。他用隽秀的蝇头小楷把这封信誊写了两份,准备在拜访李济深、沈钧儒时交给他们。

  5月4日下午4点多,潘汉年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的寓所。

  会客厅的正中,悬挂着李济深与孙中山合影的照片,两旁挂着摘自《 总理遗嘱 》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曾任粤军第一师代理师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1927年曾追随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战时期主政广西,响应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1948年在香港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63岁了,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典型的南方人长相,年轻时面皮白净,无胡须,是英俊的小生脸。现在留起了胡须,但上下唇的胡须稀稀疏疏,下巴的山羊胡子还差强人意。分头和胡子都灰白了。两只眼睛仍然圆圆的,虎虎有神。

  “汉年先生,你这位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看望我这个闲人哪?”李济深开玩笑地说。他知道,潘汉年的来访,一定跟中共刚刚发布的《 五一口号 》有关。

  “任公真会说笑话,您是国内外瞩目的人物,怎么能说是闲人呢?”

  “汉年先生过奖了,”李济深有些不好意思,“有什么事情吗?”

  潘汉年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却似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秘书张序。

  李济深会意了。

  “张秘书,汉年先生不是外人,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吧。”

  “是。”张序退了出去。

  “说吧,什么事?”他有些奇怪,中共的《 五一口号 》已经昭告天下,如果光为此而来,潘汉年似乎不必如此谨慎。也许,他的来访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潘汉年的头幅度很小地向左右摆了一下,他在确证附近到底有没有人能听到。

  “有要事相商。”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本能使他下意识地小声说。

  潘汉年的神情使李济深受到感染,也警觉起来,他探着身子,往沙发的前面坐了坐。

  “放心吧,汉年先生,这里没有外人。”他的声音也不由得小了起来。

  潘汉年从西装里拿出一张纸,打开后交给李济深。

  李济深知道潘汉年是中共的重要人物,早就风闻过他的经历和背景,看到他那慎重的样子,已经预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但在急急看了一下信的下款之后,还是吓了一跳。

  “怎么,润之先生……”他完全没有想到。

  “刚收到。”潘汉年说。

  李济深点点头,细细地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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