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46)_刘静

四六

　　老太婆松了一口气，说：“烧纸不难，我教你。”于是，她就一五一十地教我母亲起来。当教到边烧纸要边叨咕的时候，我母亲笑了，摆着手说：“算了，算了，我学不会，也叨陆不出来。”

　　老太婆一把抓住我母亲摇摆的手，望了一眼站在一旁听得入迷的我说：“行，行，你不说也行。让你小闺女说，小孩子的嘴干净，鬼更听！”

　　老太婆就弯下腰来教我，告我要这样叨咕，那样叨咕。最后，她问我听明白了吗？我点头说听明白了。她满意地伸出枯瘦的蓄着长指甲的手拍着我的头，替菩萨给我许愿：“嗯！好孩子！干这种事积德，将来有好报。你以后能寻上个好女婿，当大官太太，生大胖小子，享大福大贵，活长命百岁。”

　　那天，我母亲胳膊下夹着老太婆给的一包用报纸包起来的黄不拉叽的粗植的草纸，鬼鬼祟祟地回了家。

　　那天晚上，母亲因为我成了她的同盟就格外善待我。母亲用眼神同我对话，我也用坐立不安来回报母亲的信任，以至于母亲不得不提醒我说：“小政，你的屁股下长刺了吗？”

　　那些日子我父亲正好开会不在家，而我又有父亲一不在家就抢占他的铺位的习惯，这给我和我母亲搞迷信活动提供了方便。

　　老太婆让我们半夜十二点去烧纸，说那是个鬼魂出没的钟点。但不到十一点我就困得睁不开眼了，母亲不得不提前拉上我，贼头贼脑地出了家门。

　　老太婆还让我们到梅亚莉家附近的十字路口去烧，但我母亲不愿走那么远的路，就偷工减料地钻到我家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我母亲大概也怕在十字路口上碰到人，传出去影响不好。

　　我母亲找了个树枝，蹲在地上画了个圆圈，又在圈里头打了个X，然后把那一包草纸放到圈子里X子上，开始烧纸驱鬼了。

　　火慢慢地着了起来，火光中，我看见母亲紧张又满含希冀的脸。母亲蹲在火光前很忙，一边四下里张望，一边用树枝子扒拉着燃烧的纸让它们烧透，一边还不住地用膝盖撞我。

　　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我也只能假装不知道了。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已失去了白天的勇气，张不开嘴叨咕了。我觉得一个人要自言自语地说话挺傻也挺那个的；再说，我也挺害怕的，万一那个女鬼出来溜达，听到我叨咕她的名字，跑过来怎么办？于是，我就向一边移，远离母亲的膝盖。

　　母亲的膝盖够不着我了，就用另一只手捅我，我就又往一边移，一直移到母亲即便用树枝也够不着我为止。母亲在火光中用白眼珠子挖我，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假装看不见了。

　　好不容易等到火一点点熄灭掉了，母亲扔掉手里的树枝，一边拍打着落在身上的纸灰，一边用脚往纸灰堆里埋土。可能是用力过大，母亲的一只脚掉进了松软的灰堆里，母亲“哎哟”了一声，像鹤那样单腿立着，倒鞋子里的纸灰。

　　母亲把鞋子穿好，跷着的一只腿放下，腾出手来突然推了我一把，压低了声音说我：“你哑巴了？不会说话了？”

　　我被母亲搡了一个趔趄，并且吓了一大跳。气急败坏中我也推了母亲一把，但可惜没有什么成效。我也压低了嗓子说我母亲：“干什么你？神经病啊！”

　　母亲在黑暗中问：“你说谁是神经病？”我在黑暗中回答说：“你是神经病！她是神经病！都是神经病！”说完，我怕挨揍，撒开脚丫子就跑，边跑边自然而然地叨咕起来：“神经病，神经病，全都是神经病……”

　　我跑到大路上，正碰上一个流动哨，哨兵站住身子边拉枪栓边问：“谁？口令！”

　　我并不站住，边跑边对那个黑影哨兵喊：“我！神经病！”

　　烧过纸钱后，我们全家一起添了个毛病：都在暗暗观察梅亚莉有什么变化。烧纸的第二天，我就把昨晚的活动当做参与的资本给炫耀出来了。

　　我们遗憾地发现，梅亚莉一如既往地“咯咯”地傻笑不止。梅亚莉的~如既往给我们全家上了一堂活生生的“破四旧立新风”的教育课。一段时间里，我母亲和我成了家人取笑的对象。

　　可怕的是，梅亚莉的变化不仅仅局限在笑声中，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变，像春季脱皮的蛇一样，把大上海留给她的一切，慢慢地、一点点地蜕净。

　　她学会了扯着嗓门说话，像岛上的妇女那样，即便是问声平安道声好也像是吵架。昔日的细声细气和吴音软语人们是再也别想听到了。虽然江南的口音一下子改不干净，但她似乎是在走语言上的捷径，努力模仿海岛上的方言土语。比如，她在半路上截住一个挑水的渔妇，会扯着嗓门说：“放下放下！喝口水！妈吔，渴死俺了！”她把头探进水桶里，“咕咚咕咚”地喝上一气，抬起头来，用手掌一抹嘴巴，说上一句不太地道的本地土话：“真得味！”于是，挑水的和喝水的一起“嘎嘎嘎”的一通大笑，像两只被追赶的鸭子。要命的是，梅亚莉还学会了用脏话骂人，她骂起“妈了个X”这样的脏话连眼都不眨一下。

　　梅亚莉的变化是脱胎换骨式的。岛上的人们先是惊骇她的变化，怕是大城市的诡计。慢慢地，看出了梅亚莉的真心实意和死心塌地，人们也就放下了戒备，打消了疑虑。首先，是渔村里的人们向梅老师张开了略带腥味的怀抱，接纳了她。

　　随军家属们在一旁看得百思不得其解。何日子一久，她们也就不再浪费那个脑子了。她们主动地对梅亚莉放下了武器，在上学放学的路门走个对面，也敢主动先打招呼了。随军家属们是懂道理的，她们认为：人家现在都不如咱了，咱还想让人家干什么？

　　在这个岛上，大概只有我母亲一个人对梅亚莉的变化痛心疾首。我母亲私下对我父亲叹道：“这个小梅，聪明要被聪明误了。”

　　一次，我在一旁听我母亲劝导梅亚莉，连我都听进去了，梅亚莉却根本不往心里去。她咯咯一笑，说：“嗨！怎么活不是个活？怎么舒服就怎么活呗！”

　　我母亲不信任地盯着她问：“你这么活舒服吗？”梅亚莉顿了一会儿，一语双关地盯着我母亲反问：“你看我不舒服吗？”

　　我母亲马上就鞭口无言了。

　　我的家人们在饭桌上议论梅亚莉，认为她的的确确是被那个缺心眼的傻媳妇的阴魂给附住了。我二姐甚至埋怨我和母亲那次烧纸没听老太婆的话，时间和地点没有严格按照要求去做。她主张重新再烧一次纸钱，把梅老师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一直在埋头吃喝的大姐吃饱喝足了，她一边措着她的油嘴一边说我们：“你们在这瞎操什么心？梅老师这样怎么不好？我看就挺好的！不是号召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吗？现成的无产阶级的灵魂你们不让她要，你们想让她要什么？难道想让她要资产阶级的灵魂不成吗？！”

　　在学校是红卫兵大队委的大姐一拍屁股扬长而去，剩下我们几个围着饭桌半天回不过神来。

　　听她的话句句都是混账话，但这混账话听起来又句句入耳，真不知是怎么回事。

　　“怪事！”我母亲摇着头说。

　　不知为什么，我父亲对梅亚莉的丈夫许放之死一直心怀内疾。这种善良的内疚，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个包揪，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除非许放叔叔能再活过来。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前边我已经说过了，我父亲一直都是一个本分的朴实的善良之人，但自从他的生命中有了那个沉重的包袱后，我在那种本分和朴实的善良背后，又窥视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与善良无关的东西。

　　我的两个哥哥成了那次事故的替罪羊。首当其冲的是我的小哥，受害最深的则是我的大哥，为此他失聪了一只锐利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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