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7)_刘静

七

　　§父母爱情4

　　我的乡下的堂哥堂姐们，他们对我们家的向往是一年四季裸露着的。他们高喊着：“走哇，到三叔家吃大盘子去呀！”没头苍蝇一般，嗡嗡地来，嗡嗡地走。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远一点的打算，他们给什么吃什么，给什么要什么，不挑剔也不嫌弃。他们最出格的事也就是顺手牵羊地塞上一条毛巾围巾或枕巾，掖走一块肥皂香皂或一盒带过滤嘴的好烟。他们基本上沿袭了北方农村收枣的方法，站在枣树下，抻着脖子举着头，抡圆了杆子一阵乱打，能打多少算多少，打下多少是多少。有枣没枣反正都要打几杆子。我的初中生的大姐刻薄地说，要不怎么管他们叫农村老杆呢。老杆，老杆，打枣的老杆子！

　　当年，我的舅舅和姨妈联手将他们的妹妹我的母亲推进我的父亲的怀抱的时候，除了他们认为我父亲有能力让他们的妹妹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让他们的妹妹幸福外，恐怕对他们的自身利益也不是没有考虑的。但他们突出了前者，隐匿了后者，他们做得不留任何痕迹。

　　他们从不像父亲那些乡下亲戚那样，轻装而来，沉重而去。他们从青岛来到我们住的岛子上，总是大包小包地带，临走反而让我的母亲觉得没什么给他们可带的。岛上惟一拿得出手的海产品对青岛这个海滨城市来说，似乎也不是太了不起的东西。我们到码头上去送他们，对他们带来的和即将带走的行李的反差感到吃惊。在他们面前，我们倒像我父亲的那些乡下亲戚了，这让我们有难为情的感觉。

　　但有一点却被我们长久地忽视了，也就是说忘记了把一件更重要的行李算上。后来我们才懵然醒悟，原来我们是用不着那么难为情的。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身不好的舅舅和姨妈，在填各种政审表格时，除了要老老实实填上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外，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他们就毫不客气当仁不让地填上我的父亲。他们先是郑重地写上我父亲比较乡气的名字，然后再郑重地写上党员，然后再郑重地写上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部队政治委员。

　　一个政审表上，能有我父亲的胖身体压着就够分量了，我父亲即便不能给予他们什么，但也足够跟我外逃台湾的外祖父分庭抗礼的了。

　　父亲为他们做的好像还不止这些。舅舅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姨妈家的两个女儿，除了舅舅家的二表哥眼睛近视得跟个瞎子似的，其余的表哥表姐们统统被我父亲弄到了部队，都入党、提干、当工农兵大学生去了。这是我父亲的那些个乡下亲戚们做梦也不敢想的。

　　舅舅作为父亲的大舅哥，他完全可以在我父亲面前耍耍大舅子的脾气，但我舅舅却不。他从不跟我父亲开玩笑，也不说任何出格过头的话，他总是以一种平缓的沉稳的略带一点尊重的口吻同我的父亲对话。这种尊重，你可以看成是对我父亲的，也可以看成是对亲人解放军的。他跟我那父亲客气的彬彬有礼的样子，搞得他自己很像我父亲手下的宣传处长。

　　我的姨妈真是个好姨妈。她只比我母亲大两岁，却什么都能干，我们兄弟姐妹七个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棉衣棉裤棉鞋，都出自我们姨妈之手。没有这个姨妈，我们恐怕要成为路上的冻死骨了。有时我就纳闷，姨妈只比我母亲大两岁且比我母亲标致得多，但我母亲凭什么就比姨妈娇贵得多呢？我们姊妹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很替我们的姨妈打抱不平。我认为还是我的二姐的见解对：咱妈纯粹一个自己惯自己！

　　我们家跟我母亲在青岛的娘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相互往来，要是非要挑出点毛病，大概就只有挑我的那个姓欧阳名建的右派姨夫了。

　　姨夫是清华名牌大学生，学的是工程力学，跟我姨妈结婚时是北京某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一九五七年底他从北京卷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到了原籍青岛，头上还多了顶右派帽子。

　　我父亲并不在意这个连襟头上的这顶帽子，就像他不太在意我母亲的家庭出身一样。开始我母亲还有顾虑，怕再跟姨妈家来往会影响我的父亲。我父亲说，扯淡！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帽子要给他戴，亲戚也要同他走，搞运动不要和走亲戚搅和到一块去。

　　我父亲对戴右派帽子的姨夫没有成见也没有因此而低看了他，而我的右派姨夫却对我堂堂的政委父亲有一种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劲头。叫我说，就凭他这种不识好歹不知好赖的德行，别说戴右派帽子了，就是戴反革命帽子也不过分！

　　那年，右派姨夫得了肺结核，住了大半年的医院，结核病灶一得到控制不再传染了，就被医院给轰了出去。住在家里养这种富贵病靠我姨妈那点工资显然是养不起的，我母亲跟父亲一商量，他就进岛来了。

　　岛上没有任何污染的空气对他有毛病的肺肯定是有好处的，两个月下来，他的螳螂一样的长脸上很快出现了肉丝。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每天扛着根鱼竿到海边礁石上钓鱼去。岛上的人们不知他头上那顶右派帽子，却都知道他是政委的一担挑，因而让他受到了他这一辈子大概都没受到过的尊重和恭敬，他甚至能够进入某些拉着伪装网、有一排排海岸炮的戒严的海边并得到哨兵一个标准的军礼。开始他还胆战心惊，后来他竟习以为常了。

　　大概，做人的尊严就是在这一段时期被他从地上拾起来的，他又找回了清华大学高才生的感觉。

　　开始，他是试探着纠正我父亲嘴里的白字；后来，他竟对我父亲的工作也敢提个建议和意见什么的了。

　　他一次和我母亲闲聊时说，共产党的官最好当了，批文件时写写错别字，作报告时说说大白话，准成。

　　我母亲平时嫌我父亲这嫌我父亲那的，但她在外人面前却知道如何维护丈夫的尊严。她把正喝着的茶杯很重地放在茶几上，拖着长音问我姨夫，是吗？那么共产党的右派好当吗？

　　右派姨夫的脸登时就黄了，他穿着厚衣服，若不，我准能看到他后背流下的冷汗。

　　那年夏天，姨妈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进岛跟右派姨夫团聚。我的两个表姐长得都很漂亮，是那种明眸暗齿的漂亮。她们还有两个漂亮的名字，一个叫欧阳安诺，一个叫欧阳安然，我小哥马上就对这两个文艺的名字进行了篡改：安屎，安屁，两个臭烘烘的外号。

　　那天晚饭后我们无事可干，我们表兄表妹们爬上我家院子里那棵最老的桃树上。那桃树老得只开花不结果了。我们像群居的猴子一样散落在老桃树的枝枝杈杈上，开始了我们的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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