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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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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跟中国人生的孩子叫“二毛子”。在床上，我跟如玉说，你不怕生个“二毛子”？如玉一把抓住我的下身，少废话，再来。她是个有主张的女人。 如玉左眼下有颗痣，她说中国人叫“伤夫落泪痣”，对我不好。我说那是你们中国人的规矩，管不到意大利。我就喜欢她的那颗痣，让她的眼神和表情有种平和的哀伤。哀而不伤。这在意大利语和英语中叫性感。她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把门关上，让穿过小窗户的光照到她脸上，然后开始扒她的衣服。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我唯一的光。 我们在运河滩上开了块地，种庄稼和菜。如玉会一点，我跟着学，人家怎么做我们怎么做。播种，浇水，施肥，抓虫子，收割。收成不好。河滩是块变幻莫测的地方，说不准水什么时候就上来了。辛辛苦苦干了一季，一场大水全没了。还会被人偷，跑船的人干的。葱、蒜、萝卜最吃香，拔出来在水里洗洗就能吃。有一年种了两分地萝卜，两天被拔走一半。 蛮子营斜对面，运河的那一边，有个村叫杨坨，住的多是北方流民，有一部分人做过义和团。他们觉得我像外国人，坐我的摆渡船时会起哄。我不吭声。北运河上没有桥，架了桥河道清淤太麻烦。从河这边到对岸，需要摆渡。这个活儿之前是房东大哥干的。他好酒，赚了几个辛苦钱就买了酒，有一天喝多了，自己渡自己，一头栽进运河里，一直到张家湾南边的芦苇荡里才找到他尸体。那片芦苇荡强盗出没，所以也有人说，房东大哥死在了贼人手里。不管怎么死的，都是死了。房东大嫂希望我去顶这个缺儿，条件是摆渡钱的四分之一归她们娘俩。孤儿寡母不容易，我和如玉答应了，我也算有个职业。这个活儿我一干几十年。 过去房东大哥摆渡靠蛮力，单两只胳膊跟水流较劲儿，水大的时候常 有风险。我在河两岸挑了两棵大树，买一条粗壮的绳子，两头拴到树干上，等于在河上拉了一道操作绳，我只要抓住操作绳，就可以把船从这边拉到那边。省力、便捷又安全。小船过来，挑一下绳子就可以从下面通过，大的帆船过来，两头随时可以解开。漕运废止后，往来的大船少了一大半。杨坨人挑衅得不到回应，慢慢也就友好了，他们不得不坐我的摆渡。小圣庙码头往北，大河沿码头以南，这一段运河人家，没坐过我船的，十根手指都数不满。 蛮子营这边有个东岳庙，小圣庙那里供着龙王，烧香拜佛、祈寿求子的两岸往来，我的船就是他们的桥。他们说，过河？哑巴在呢；或者，瘸子候着呢；或者，那个骆驼客啊，厚道人。如玉一直担心每天来来往往我会烦。没那回事，我喜欢船行水上的感觉。这让我想起在威尼斯的时候，我从船夫们手里抢过贡多拉的橹，我说我来帮你们摇，别告诉我父亲啊。 我一直提醒自己，马可·波罗首先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 去通州城买盐，顺便买回来宣纸、水彩、墨汁、毛笔和拓印的一套家伙。还需要门子，我想让如玉问问房东大嫂，蛮子营哪个木匠手艺好。如玉拦住我，她把笔墨纸砚收起来。她不想再做年画，那让她想起父母和一场大火。我问，那雕版？她说，存着。再没动过。 保罗·迪马克。我一直怀疑哥哥抢了我的名字。父母说，瞎扯，你哥哥一出生名字就取好了。好吧，保罗·迪马克的弟弟也可以向马可·波罗学习。 运河边的生活的确跟我想的相去甚远。我们被时局和生计困在世界的一个角落，也可以说，因为时局和生计，我们被排除在了世界之外。偶尔我也想过回意大利，也后悔过。我把世界和生活想得太简单了。我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让如玉这么想，她是无辜的。想到能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别说这一种生活，就是下地狱，我也愿意。半夜醒来，我在一小块月光下看她左眼下的痣，她突然睁开眼，我们俩都吓了一跳。我钻到她怀里。不是我哭了，是她在流泪。 摆渡船空闲时，我也会跟着一群男人拉纤。北运河上行，大船每一步都要几十上百号人拖拽着走。他们知道那个瘸腿的哑巴拉纤从不惜力。 拉纤是如玉能接受的最重的活儿。蕙嫂的兄弟约我去门头沟挖煤，我问如玉，如玉说，除非她死了。 马可·波罗会说八思巴语、阿拉伯语、回鹘语和叙利亚语，但不会说汉语。我会说汉语。 去南边的芦苇荡打苇叶包粽子，我喜欢把煮熟的粽子放凉了吃，清冽的粽香能进到骨头里。上岸时采了一束野花送给如玉，她羞得像头一次被我脱光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每个女人都有权利收到这样的礼物，可惜我没法送你更漂亮的。她从花束中摘出一根狗尾巴草，在我眼前摇晃，这一根就是最美的。 马可·波罗一行从威尼斯出发，先到阿克拉求见新当选的教皇，然后前往拉亚斯，再经由莱亚苏斯港直达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之后经过波斯的大不里士城、萨韦城、伊耶兹特城、克尔曼王国、霍尔木兹市一直到波斯湾。他们继续向北直行，翻越帕米尔高原，最终抵达忽必烈汗的王宫。此行历时四年。 1900年11月，天开始冷。如玉想回风起淀看看，夜里她梦见父母穿着一身杨柳青年画在大风里走。要去就宜早不宜迟，再冷河水就结冰了。我把所有被褥和棉衣放进船舱，重新做了一挂帆，顺风顺水往下走。北方的深秋是一年中最后的繁华，入了冬再看就让人想哭。芦苇缨子白得飘雪，一树树红的黄的叶子像火焰在燃烧。 没有意外，秦家成了一片废墟，门楼都倒了。老秦两口子葬身火海，他们就没想着要苟活于世。我想去找他们的骨灰，如玉挡住了，既然父母不愿意离开，这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让他们埋在一座大坟里。我们在夜晚的码头上岸，照风起淀的风俗，烧三道纸，磕六遍头，转身在黑夜里离去。 然后去了白河河口，在沙洲上那棵老槐树的树洞里找到大卫留下的一封信。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我父母的。他誊抄了一个备份。他认为我活着呢还是死了？ 亲爱的迪马克先生和夫人： 我是费德尔的朋友，英国人大卫·布朗，刚从北京回到大沽洋面的军舰上。我不知道写这封信是否合适。费德尔和我约好，战争告一段落，活着的那个，要给对方家里写一封信。我从残酷的北京战争中活下来，伤了一只胳膊。跟那些把命丢在对方刀枪下和炮火中的各国战士——不管是联军的，还是中国的——相比，我都是最幸运的那一群人。我希望费德尔也在这个幸运的群体里，但从离开北京一直到重返军舰，我一直都没打听到他还活着。英国人不知道，意大利人不知道，战场上没见到，医院里也没见到——如果不刻意避讳，我必须向你们说明，在中国漫长的战线和辽阔的战场上，默默无闻地死去、死得默默无闻的人，何止千万。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大河里漂满辨不出面孔的无名死尸，血染红了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与河流。如果这封信给你们带来永久的哀痛，我很抱歉。我无比希望这是一封完全多余的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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