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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酒店,把那张速写藏在箱子底下,非常宝贝的样子,他真的画并不是这样的,这不过是为游客而作,六十法郎一张的货。

  我又微笑了。

  第二天又是个下雨天,可是我没有去买伞,我没有上蒙马特,我叫了车子到奥利机场,我飞回伦敦了。

  我把汽球漏在他家里,但是汽球的生命很短,不打紧,对他来说,不算是一种负累。

  我觉得这么多次数来巴黎,没有比这一次更开心的了。

  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在香港碰见他,他穿得西装笔挺,在中环,自他父亲的广告公司出来,我会向他挤挤眼,说:“喂……”假如我们还记得对方的话。

  回到了家,经过暑假,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把那张速写镶了框子,挂在床头。

  同学们见了,总是很了解的样子,“噢,蒙马特的货色。”

  我微笑。

  又过了几个月,由校方转来了一个极大的包裹,一看就知道是一幅画,上面贴满巴黎的邮票。校方责备我说:“这包裹真是烦死人,又没有姓名,又不能退回,只是说:‘中国小姐,法科,伦敦大学,’法科有十多位中国小姐,都说不是她们的,这是不是你的?你可以拆开来看看。”

  我知道是我的,脸上泛起一个微笑。

  校方说:“以后叫你朋友寄东西,写得清楚一点。”

  是一幅真的画。

  那是我,一件长袍,站在树下,头顶一道虹,背后一个灰色的占姆士甸,他手中拿着正义女神的天称,我的左手拿着一只蓝汽球,右手做一个OK的姿态,是一幅极好的半超现实画,写尽了我的矛盾。

  我把那么大的一张油画按在胸前,热泪滚滚的流下来,这真是一个知己。

  看看邮戳的日子,这张画是航空来的,可是因为辗转的关系,经过两个月才到我手里。由此可知他是在我走了以后,马上动手画的。

  画上没有签名。

  我马上把画挂在那张速写旁边。然后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到苏邦大学去。我没有他的姓名,可是我附着我自己的姓名地址。我到底是念法律的,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冲出去把那封信寄了。

  那幅画得到了同学们的激赏。甚至有美术系的人跑来看。

  我的脸被画得很美。

  他们都说:“这可不是她?一天到晚嚷法律闷,可是年年考了第一,升了级,年年说念不下去了,眼看就会毕业,整天与教授吵架,可是功课准时交,到了图书馆,专门看画册,好象很反叛的样子,其实最妥协,幻想力又特丰富,情绪不稳定,说老实话,这个人是再了解你没有了,不然怎么在一幅画里全表达了出来?”

  我不响。

  我在等那封信的回音。

  可是一直没有等到,也没有退回,我在信封上注明了姓名地址,但是一直没有被退回,他到底有没有收到信呢?我不知道。

  我等了很久,等到我毕业,还是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放弃,对于一个艺术家,要求不能太高。我抱着那张画回家,挂在房间里。

  有朋友来看见,都说好,他们说:“怎么没有署名?”

  有一天,他成了名,我会知道他是谁吧?

  有一天,我成了名,他也会知道我是谁吧?

  以后我毕业竟没有再去巴黎。巴黎要年纪轻去才好,年纪大了,眼光就不一样了,没意思。象那一年,我才廿一岁,法科三年级学生,穿破裤、破衣服、破鞋,一身臭汗,碰见那样一个人,才有意思。

  我也不是国际性的啊,到巴黎,穿破衣服,到香港,穿巴黎时装,谁知道呢?

  后来的朋友只是说是一张漂亮的画,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变了。我想我是变了。

  但是我记得巴黎,巴黎对我来说是再熟没有的一个地方,从蒙马特走到圣米雪儿,可以走上三个小时,或是四个小时,走累了,可以随时坐在地下休息。

  老实说,换了是今天,我就不玩那种潇洒了,我就会回去找他,真正跟他做一个朋友。可是如果我那么做,就不会有张画了吧?

  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微笑。

  除了微笑,还能做些什么事?

  我没有成名,也没有成为一个大律师,我结婚了。

  那张画始终挂在娘家原来的卧房中。

  我的一生很平凡,没有波浪的,没有值得回忆的事。只除了这一件。与丈夫去旅行,总是避开了巴黎,反正他也去过,我不想有比较。

  我们去瑞士、奥国、美国、巴哈马,很多地方,但没有巴黎。

  丈夫跟别人说:“她不喜欢巴黎,我也不喜欢,太繁华了,有种不堪的味道,况且也被去滥了,况且那是个艺术家去的地方,不是吗?我是医生,她是律师,我们不去那地方。”他理由充分。

  我不响,有很多事他是不知道的。丈夫的事,妻子知道得越少越好,妻子的事,丈夫也知道得越少越好,千万不要互相了解,了解才糟糕呢。

  所以我总是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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