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无猜(10)_亦舒

十

　　平时我总是一套红棉袄，亦靖最讨厌这套棉袄，就像去年在台北！美芳也讨厌我那套豆青的棉袄。她白我一眼说：“真像个抽鸦片的。”

　　一点半天就黑了，我也打个午觉，眼蒙蒙的老觉得不对，挣扎醒来，才发觉原来不是在家里了。于是呆呆的洗澡换衣服，也不怎么的耽心前途。

　　文凭总是要拿的，无论如何得毕业。然后找份工作，在台北找一份工作。稿子也是要写的，写了那么些年！除非是编辑说我们不要你了，否则还是得写下去。

　　师傅说：“你还好，心里想的，总可以写出来。”

　　我承认这是我的幸运。

　　师傅是弟弟的同学，教功夫，大家都叫他师傅。在我处借了一套脂评石头记去，才得廿几回，不是最好的一本，也开心得不得了。

　　到了此地，我才带了三本书：一套石头记，一本张爱玲，一本词选。都藏在行李底，让家人知道是要骂的，行李穷过磅，还带这些会背的无聊书本。倒把些要紧的衣物漏在家里了。现在的东西五化三飞，一些在香港，一些在台北，在身边的反而不多。

　　母亲写信给阿弟“如果阿姐可以熬过这个冬天——”

　　把我当一头蟋蟀了，然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

　　我是没有遗憾的，这些年来开心也开心过，玩也玩过了，如今连大学生的瘾也过了，我很高兴。案头上依然放一张汪萍眼若秋波的照片，搬了家，连唠叨的房东也避过了，只等户主差人来铺了地毯过节过冬，真的没有问题，拿我的稿费在曼彻斯特这种小城花，一半也是太多了，也是豪华的，我实在没有夸张。

　　只是弟弟替我担心，我老是趁下雨的时候才出去，溅得一腿的泥。洗了头永远不吹干，到处走。我老了，我想。从几时开始，我已经不能再爱一个人了呢？或者是最近，实在没有碰到什么可爱的人？男的女的，都不值得喜欢。

　　弟弟给我气死。两个星期之前他匆匆忙忙的对我说：“有人找我做翻译，去访问中国家庭，以便写论文，那男孩子长得好帅！从来没见过那么登样的男孩子！”

　　我稀罕的答：“我倒想看一看。”

　　结果看到了那个男孩子，我笑了，我说：“这叫做登样嘛？你眼睛不知道长在哪儿！这个男孩子不过是稍微端正一点而已。”

　　阿弟顿足道：“真不知道你的要求如何！”

　　那天回来了，他说：“添美臣问我，你怎么老笑，我只好说你根本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女学生。”添美臣是那个人的名字。

　　那么还有一个人，老跟着他学宁波话，叫做非腊露斯，我叫他玫瑰先生。这个人很风趣，我教他，教得很道地，前天他上哈佛读博士去了，给硕士论文我看，上面居然有我的名字“感谢衣莎贝亦舒倪小姐——香港的记者，作者——给我的帮助。”我也笑了。

　　物以稀为贵，谁都是博士，仿佛博士也不太稀奇了，可怜寒窗十年。我各式各样的补习老师特别多。有机化学揽不清楚，大喝一声“哪个是念化学的？”总有热心人士同情我八十岁学吹打，挺身而出。

　　博士也是全世界最无聊的人，挤在电视室看旧片“巴巴丽娜太空英雄”，珍芳达一穿了衣服，众人嘘声大起，表示不满。到电影会去看戏，一定有人杷说明书折飞机朝银幕下扔，扔得远，大家便鼓掌拍手，热闹非凡。校方忍无可忍，在说明书下写明“谁折飞机扔便罚谁”，但是他们改擢纸船，照样飞，或是吹肥皂泡，或是用橡皮筋弹人，什么都有。都是顽皮鬼。

　　然而不久这样的日子也厌了，没有透气的机会。每天上课，从九点到四点、五点回来洗头洗脸，拿出功课，已经该吃饭了，平常英文也不见得壤到哪里去，就是用不上，经济科上的题目问“为何需求线通常自左向右斜伸？”一头雾水，拿了丙减。真是日月变色的没脸。这与咱们家的阿B哥有什么分别？恐怕B哥也有进步吧？

　　总是不停不定的想回家。回了家说不定怎么还能偶然的看上他一眼吧？不会太差的。但是这张文凭呢？不过这种主意通常是很快打消了。

　　平常总是计算吃的问题。买了乳腐、酱瓜，虾米、皮蛋，我与弟弟都发觉咱们欠缺营责。于是又买了红萝卜，也不煮，两个人脸对脸就生吃，争取一点维他命C，或者净啃芝士。很想吃腊肠，但是想不出该怎么做，老是蒸，又有点浪费。我对吃是随便的，好的坏的都可以，然而少不免想起鸡毛菜、葱烤鲫鱼。写信给母亲诉几句苦，招了一顿臭骂，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成语，都叫她用上了。以后只好闷声大发财，什么都不说。

　　偶而看张爱玲的短篇，很是感动，趁机哭一会，也是有的，这是一种傻气，不过因为我也病过一阵子，天天看医生。然而人家书中的女主角总是求仁得仁，没一下子就病死了，我却还在这里撑着。我小说里的女主角也很少有病死的，多数是自杀，我是想穿了，索性好好的活下去！也是一种道理。

　　奇怪的是，竟没有再看红楼梦。（我二哥说：“背也会背的东西，买来作啥？”）那一年我很想买八十回的脂评红楼梦。我倒不晓得为什么不看。只是天天清早八点正起床的人，仿佛不配看石头记。我改看玛丽莲梦露传记。我开始注意一下几时轮到这一区停电停煤气，阿拉伯打成怎么样了。少不免也吊着头等等明报，以及其他杂志，可怜姊妹至今一本也没看到过，只有要稿的时候，编辑很勤力的来一封快信。

　　今年是不能回家了。

　　明年吧，明年或者有希望。然而我何尝有什么家，香港是兄长的家，台北是父母的家。

　　有人敲门，我去开，满以为是铺地毯的来了，却是邮差，因为转了地址，所以他要证明一下正身是否在此。我签了名。收了圣诞卡，今年只收到三张圣诞卡。第一张是张彻夫人梁女士寄来的。她总是记得我，也是人结人缘。不是说不寄的就不记得找了，她是比较洋派的，而且不是逢人必寄的，所以就难得。收到那种逢人必有的小礼物，逢人必有的卡片，特别厌恶。我与我女朋友说要送礼，什么时候都能送，何苦一定要等大时大节的凑热闹？我把这第一张搁在书桌上。第二张是哈佛大学寄出来的。二嫂三嫂的弟弟。然后是这第三次，签收了，拆开来看，看到右下角的签名，呆住了。怔着了很久很久，慢慢的进屋子。呀，他总算找到了我的地址，给我寄卡片来了。一时心里麻木了下，没有太多的感觉，等感觉慢慢回来的时候，就伏在桌子上，桌面是冷的，隔了很久，摊开手来，那张卡片已经团皱了。

　　看看看，才放了八天假，一页书本也没翻过，所有的老毛病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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