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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在上海(1)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

  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

  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着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

  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着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合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着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

  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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