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恋爱我受伤(8)_燕玉梅

八

　　男生楼首先开始躁动。他们用疯狂的变了调的声音喊女生的名字。他们把书本一张张撕下来折成纸飞机，瞅着有女生经过的时候，猛朝楼下掷。他们在校园里旁若无人地大吼：他妈的，老子快憋死了。杭爱打电话过来，卓雅，有种咱们今晚一起翻墙出去放风？我说算了吧，干吗弄得像要私奔一样？杭爱说真他妈没劲，就这样闷在这儿，还不如让我染上“非典”。我笑了，有点歇斯底里，杭爱，你真他妈牛！

　　晚上，我经常爬上顶楼，坐在栏杆上。很难找到一个比顶楼更适合我的地方了。人们对我没有任何要求，我不愿开口说话就不必开口说话。我牛B得像个国王，安闲自在地坐在那里晃动着自己的双腿。手中燃着的是“三五”，有一搭没一搭地吸上一口，让一切从眼前掠过，什么都看不真切，我却心满意足。

　　在校园里碰到张维，我告诉他最近是如何颓败地过着。他说，你们这些孩子啊，遇到一点事儿就沉不住气了。他竟然觉得我们是孩子，还把“非典”这一牛B哄哄的名词就用一“事儿”代替了。他的话，总是有些意外的声响。我问他可不可以借给我几本书。他从包里掏出纸和笔，你记下来吧，我明天带给你。

　　也就是在“非典”时期，我看完了从张维那儿借来的《荆棘与花冠》，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论丛”之一。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索尔仁尼琴、索尔·贝娄，还有诺贝尔那隐没在巨大成功之后的潮起潮落不完美的爱情。

　　突然觉得很悲哀。上帝左手拿着爱情右手握着事业仁慈地问孩子你选择哪一边。有些人，以雄霸天下的姿态把两边都揽向自己。于是，他们怀揣一颗壮志雄心，在爱情的曙光里早出晚归辛苦劳作。终于有一天，他们可以站在事业的树梢上高喊我赢了的时候，才发现支撑自己的那缕光亮早已暗淡到岁月的山那边去了。于是，金庸在刀光剑影古玩暗器中享受四面八方的爱情，莫文蔚也只能在花车上深情地歌唱那惊心动魄的曾经。王蓉闭上眼睛独自陶醉着这样的词句：我不是黄蓉，我没有武功，我没有靖哥哥完美的爱情……这其实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一群啊！有几个人能像金大侠笔下的郭靖那样乐呵呵地笑着，自叹傻人有傻福呢？

　　下午去宣传栏看有没有我的信件，只见一群人在那儿嘁嘁喳喳议论着什么。走近一看，是一则通告。他们个个都很兴奋，原来是我们要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这门课。由此可见，校领导的脑袋还没完全锈逗，用郭小四的表达方式是他们的脑袋还没被门儿挤过。封校的日子，是应该找点感兴趣的事情来做的。听说湖北的高校里，还没有几所开设这门课的，我们竟有些洋洋得意。1994年北大率先把金庸搬上了讲坛。北大在中国，一直充当着一个资深导游的角色，而其他的高校，充其量也就是一游客，总跟在带头大哥的屁股后面看北大指点江山然后点头称是。不过，在这方面，北大做得的确出色。不说霍达笔下美丽到心痛的未名湖，不说北岛海子戈麦这三位才光耀眼的短命天才，单单看看北大早期推出的诗人卞之琳的《断章》就可以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我想，这诗句在幾米笔下，至少也是美丽凄凉的，而且还有隐隐约约的期待，从那扇吊着蓝窗帘的窗口悄悄地溢出来。

　　我提溜着红色的米奇包走进主教学楼东面的阶梯教室。教室里座无虚席，听课的人数不亚于上次听王一川的专题讲座。王一川放下中国第一个文艺美学博士的架子从北师大千里迢迢来到武当山脚下汉水之滨的这所寂寂无声的学院，着实让我们感动了很久。

　　他来的时候，还是春寒料峭的。他穿着银灰色的西装，看不出是什么牌子但是很挺阔。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要平和，个子不高却是精神抖擞的。一开始他讲了全球化，他说全球化是一种趋势，反全球化也是一种趋势。他谈到金庸，谈到他那让中国文学界骚动不已的现当代作家的排名。排名中出现张爱玲、沈从文，这是众望所归的。金庸却坐上了第四把交椅，这让人们有些意外。他说那样的排名只是他自己的看法，没想到中国文学界这么重视，说着说着，他苦笑了。以至他后来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一直在揣测他苦笑的原因。我觉得搞文学研究搞出名堂的人或多或少是有些偏激的。葛红兵是个典型，他的那份悼词同样是张牙舞爪的。他第一个哀悼的人物就是鲁迅。我们都觉得他特牛，他简直是个疯子，不过我很喜欢他这样。教我们现代文学的那个年轻的讲师总是一遍遍提起葛红兵，听得我耳朵都起老茧了。那讲师还说葛红兵是他同学什么的，那以此类推，我现在也可以告诉别人，葛红兵是我老师，至少是师爷爷。这样的话，我是连张维一块儿骂了。张维是我老师，葛红兵是张维的导师。采用顺藤摸瓜的方式，还是不难摸到一点蛛丝马迹的关系的。

　　葛红兵的《沙床》我看了不下五遍。每看一遍都有新的感受。这书名大概是从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挖掘出来的。据说，我是那个巴掌大的小城里第一个看《沙床》的人，因此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特牛B。张维去了上海做了葛红兵的文艺美学研究生。在MSN里我问他最近忙什么，他告诉我他老板（这大概是一种很流行的称呼，因为陈章良的学生也叫他老板）要出本书，他也跟着瞎忙活。我从他那儿已经知道了那本小说的梗概。

　　我是在几个月之后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市中心的纵横书屋看到那本《沙床》的。我几乎是奔过去，从书架抽出这本书的。当时的动作很迅疾，有着日本武士抽出弯刀剖腹自杀的凌厉。书店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死死呆呆了无生气的。他早就认识我。高三的时候我写那篇《蓝色喝彩》，也到他的书屋找过一些资料。我还记得他当时听说我要找毒品方面的书籍时那两个占满恐惧的黑洞洞的眼窝。我还记得他听我气喘吁吁说出书名的时候还倒退了几步。害得我不得不耐着性子一脸温柔地解释说我并没坏到那种程度。我虽然是不良少女，但还是知道海洛因他妈的是个魔鬼。

　　这个人很出名吗？书屋老板用含糊的声音问我。

　　是啊，是啊，葛红兵近几年已像十月的柿子红透了。他的主打曲是《为二十世纪文学写一份悼词》，《读者》上有很多他的文章，都是很棒的那种。我一口气说了很多，才发现老板的眼神是淡漠的。真他妈无聊，他想要的话只有一句：《沙床》到底畅不畅销。我这人有个优点，就是帮人帮到底。我告诉他，《沙床》会火起来的。听了这话，他的眼神由淡漠又变得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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