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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

  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嘴贱,就去告诉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对我来说,数学老师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马列主义哲学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数学老师在嘲笑我,我们那个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老师,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

  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

  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

  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

  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

  我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

  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我爸爸后来说到职大。你知道什么叫职大吗?就是职业大学。说实话,因为读了个普高,我对一切大学的知识都不了解,我甚至搞不清本科和大专的区别。有一次我去问班主任,这个王八蛋居然说,这种问题我没必要搞清楚。后来我爸爸向我解释,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工资可拿。这就是所谓的"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

  我爸爸说,只要我到化工厂里去做一年学徒,转正以后就能托人把我送到化工职大去,两年之后混一张文凭出来,回原单位,从工人转为干部编制,从此就能分配到科室里去喝茶看报纸。

  我听了这话非常高兴,二十年来挨他的揍,全都化成了感激。我问他:"爸爸,你搞得定吗?送我去读大学,一定要走后门吧?"我爸爸说:"我在化工局里有人的。"我吃了这颗定心丸,从此不再复习功课,一头扎进游戏房,高考考出了全年级倒数第二的成绩。按理说,应该去马路上贩香烟,但是一九九二年的暑假我仍然拿到了一张化工厂的报名表。我对我爸爸的法力深信不疑。

  进了工厂之后才知道,我爸爸是彻底把我忽悠了。这家化工厂有三千个工人,其中一半是青工,这些人上三班、修机器、扛麻袋,每个人都想去化工职大碰碰运气。后来他们指给我看,这是厂长的女儿,这是党委书记的儿子,这是工会主席的弟弟,这是宣传科长的儿媳妇。他们全是工人,全都想调到科室里,全等着去化工职大混文凭呢。这时候我再回去问我爸爸,你不是说化工局有人的吗?他捂着腮帮子说,那个人退休了。

  所谓的职业大学,因此成了一张彩票,何时能中奖,谁都说不清楚。我为了买这张彩票,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送到了工厂里,去做学徒工。这很正常,如果你不去买彩票,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彩的机会。我爸爸说,只要我辛勤劳动、遵守纪律、按时送礼,就能得到厂长的青睐。

  我发现自己上当了,想脱身已难。家里为了能让我进工厂,并且谋一个好工种,送掉了不少香烟和礼券。对我爸爸来说,礼券和香烟才是买彩票的代价,至于他儿子则算不上是代价,最多只是一个没抢到水晶鞋的灰姑娘,虽然没赚,但也不会赔得太厉害。我回想起数学老师的话,路小路把曲线看成屁股,因此他是一个悲观的人。这时我开始认真反思这句话,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不但会把曲线看成屁股,还会把屁股看成曲线。这样的人必定悲观得无可救药,因为,他眼前的世界是一团浆糊,所有的选择都没有区别。

  那年我爸爸为了一件小事揍我,他忘记我已经是工厂的学徒了,而且是一个上不了职大的学徒。在我妈的尖叫声中,我甩开膀子和他对打了一场,打完之后,我觉得很舒服,然后发了一根香烟给我爸爸。我爸爸抽着这根烟,对我妈说:"出去买只烧鸡吧。"

  我对化工厂没好感。

  那时候我们家就生活在戴城,这座城市有很多化工厂。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造漆厂,都算化工单位。这些厂无一例外地向外喷着毒气,好像一个个巨大的肛门。你对着肛门怎么可能不感到厌恶呢?

  我们家住在新村里,都是八十年代初单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职工手里,交一点房租就能住进去。这些房子都是四五十平米的小户型,后来改制,成了私有财产,再后来就涨价了,成了退休工人的棺材本。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单位的名称来定的,比如纺织厂的新村,就叫纺织新村,农药厂的新村,就叫农药新村。诸如肉联新村、肥皂新村这种名字也有,反正没什么想象力,但很好记。

  我家就住在农药新村,离农药厂很近。也不知道是厂里哪个傻逼选的这块地皮,它离农药厂只有五百米远,半夜里厂里释放出的二氧化硫气体,像臭鸡蛋的味道,熏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地掉下来。这种地方根本不能住人,但我照样在那里生活了很久。

  农药厂经常爆炸,有时候是嘭的一声,好像远处放了个炮仗,有时候是轰的一声,窗玻璃抖三抖。通过爆炸的声音可以分析出它的强度,家里听到爆炸,就会打电话过去问。那时候只有公用电话,炸声一起,杂货店门口就排满了职工家属,打电话过去问,炸的是哪个车间,死了谁伤了谁。打电话的人会转过头来向大家宣布伤亡情况,一般来说,不太会有人死掉。我也很奇怪,为什么爆炸没人死掉。我爸爸说,爆炸之前,仪表和阀门会显示出异常反应,人就全逃光了。如果是毫无征兆的爆炸,那就不是农药厂了,那是兵工厂。

  那年夏天,傍晚的火烧云照得整个新村红彤彤的。我家住在一楼,有个小院子供我们晾晒衣服、种葡萄、堆杂物,以及楼上人家偷偷地扔垃圾和烟头。那天我妈在厨房烧菜,我和我爸爸在院子里下象棋,忽然听见远处"轰"的一声,一缕黑烟缓缓升起,农药厂又炸了。我爸爸放下棋子,爬到院墙上,细细地打量远处。我说:"爸爸,别看了,你又不在厂里。"

  我爸爸说:"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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