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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第八章 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

  我一本正经地说:“月经没来怎么会疼?”等话说出口,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问:“你那个多久没来了?”杨帆面露惊讶,之后变成迷茫,然后成为绝望,到最后她可怜至极地告诉我:“自从那天开始,我一次都没有来过!”

  在刘义的帮助与资助下,我与杨帆在另一堆民工棚租下了一个小屋。其构造与刘义的大抵相同:一张小木床、一块矮木板、一张小凳子、一盏小黄灯、一扇百叶窗、一个小插座。泥巴地面,瓦片房顶,中间用木板与另一小间相隔,居住着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依然是老乡。

  刘义打发陈四为我们运来了煤气罐,又替我们在小店中买了一套简单的厨具,小木屋算是有了家的味道。中午逛梅镇,刘义慷慨地为我和杨帆添置了两套衣服,又递给我两百块让我们买些必需的生活用品。于是我又买了脸盆、水桶、毛巾、牙刷、香皂。杨帆买了一支钢笔、两个笔记本,最后又在镇西的旧书市花二十块钱淘了十多本小说、杂志方归。

  吃罢午饭,刘义带我去参观他工作所在的电缆厂,进入车间的时候,有好几个工人都转过身来对他谄笑。我们又到保卫科坐了一会儿,没想到那位本地科长与刘义也是一副称兄道弟的样子。在他们半四川半浙江的方言交谈中,我得知刘义为我捞得了一份工作。但当刘义说工资只有八百块时,我有些失望。刘义却说:“小峰你先别急,八百先干着再说,时间长了只增不减,我现在就有一千一了。”我有些不相信地问:“刘伯伯不是说你一个月至少能找两千吗?”

  刘义笑笑,说:“哪里才两千?老子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刘义笑逐颜开,“但工资只有一千一。”我更为好奇了,问:“那你干的是三份工作?”刘义哈哈大笑,只见他伸手在空中抓了抓,向我解释道:“老子靠的还是这双手!”

  “一个月能赢几千块?”我仍然感到不解。刘义笑而不答,带我顺着道路往下走了十分钟,来到了一处新的聚居地。刚进入一家茶馆,一个白面无须的中年男子就大声叫道:“哟,义哥来啦!”刘义呵呵笑问:“今天都有哪些人?”无须男子道:“今天陈四那一拨在加班,张胖子他们到镇上找女人去了,独眼龙说了要来……”刘义高深莫测地点点头,要了两杯上好的龙井茶,叫我坐下陪他。

  不一会儿无须男子就摆开了一桌麻将。刘义的牌技果然技高一筹:牌面不用排序,用手辨牌炉火纯青——这都是曾经的我们望尘莫及的。此外,旁观的我不难发现,刘义在若无其事的高谈论阔中进行着高超的作弊。筹码很大,两个小时下来那个独眼龙就输了六百块,脸是绿的;下家的一个输了三百多,脸是白的;对家的那个赢了两百多,脸有些红;而刘义面前堆着一大摞钱,却仍然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最先“洗白”的是独眼龙,这个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要让刘义“倾家荡产”的赌徒,四个小时后就输掉了一千块。但他意犹未尽,总觉得再有一笔钱就能时来运转,就讨好地对刘义说:“义哥,借点本钱?”

  刘义不动声色地甩给独眼龙四百块,继续赌。此后的刘义打得就比较稳了,他以一种明哲保身的姿态让那两个人把独眼龙的钱赢干,以至于独眼龙在输钱之际还对刘义极以巨大的愧疚与感激。等到了牌局结束,独眼龙输得垂头丧气,却仍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义哥,下个月还不清,我就是你孙子!”刘义只是淡淡地道:“好说,好说,要得,要得。”然后又抽出一百块钱递给独眼龙,说:“饭还是要吃的,你先用着吧。”独眼龙自然感激涕零。

  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赌债给刘义带来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便饶有兴致地问:“那到底有几个人欠了你的钱?总共有多少?”刘义清点着钞票哈哈大笑道:“应该有六七万了吧!电缆厂有一半的民工都欠我的钱!狗日的陈四欠得最多,八千七百块!”我咋舌不言,突然感到赌博将这些民工们划分成了三流九等。

  在刘义的说服下,晚饭后我又随他去了茶馆。无须男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小筹码的赌局,但这仍然阻挡不住我输钱的脚步:两块钱一局的斗地主,一晚上我就输了八十多块。这彻底粉碎了我那颗试图效仿刘义走捷径的心——钱,并不是那么好赢的。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在刘义的帮助下我还是顺利地进了电缆厂工作。有一拨赤膊上阵的民工对我这个文弱书生不以为然,他们几乎连半句话也不和我说。也有几个知道我是刘义的朋友,他们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似乎要结拜我为兄弟——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欠刘义不少钱。六月的厂房内有股胶皮的臭味,挥汗如雨的时候,我常常怀念在教室里看小说,在网吧里聊QQ,在寝室里打游戏,在校园中漫步、亲嘴的日子。

  杨帆整天待在家里,将那十本小说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从入住小屋的第一天起,她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这日记描述得比乳房还隐私,藏匿得比屁股还金贵。有一天我突然很想知道杨帆到底在上面龙飞凤舞了些什么,就趁她炒菜之际翻出来看了。谁知还没看到三行字,杨帆就提着锅铲向我奔来。只见刀光剑影一瞬间,小姑娘就把日记抢了过去,而且还不忘向我连放“三炮”:“流氓!小偷!强盗!”我被她挥舞的锅铲吓得心惊胆战,忙可怜求饶道:“你老人家可不要滥杀无辜。”杨帆看看手中的锅铲也笑了,她说:“小峰是个小坏蛋,你还给不给我留块遮羞布呀?”

  经过漫长的“谈判”,杨帆决定将日记分为《女人日记》与《女生日记》。前者可以在征得杨小姐同意后观看,后者则是绝对禁区,像女浴室女厕所一样,男士绝对不得入内。“违者,”杨小姐生动地举起不锈钢锅铲,“我铲掉你的乳头!”——这可的确要人命,比割除我的生殖器还残忍,我是断然不敢想象将自己米粒大的东西放进锅中蒸炸煮煎烧的。

  于是在我的纵容下,杨帆的日记写得越来越变态。有时半夜睡得好好的,她就突然跳起来写上两句,而且一般都是写在《女生日记》上。我从梦中醒来瞧她时,她还眨巴着眼睛和我周旋。

  当时恰逢禽流感肆虐,市场上的鸡鸭价格低得吓人,我们懂科学就不怕。买上一只七八斤重的公鸡才二十块钱,宰杀洗涤干净,加入花生米、枸杞、党参等补药,再炖上三四小时。肉炖得脱离了骨头,就是有病毒都被煮死了,而汤则变得格外浓稠鲜美。于是在这全世界惶惶不可终日的禽流感下,我的体重硬是增加了十多斤;杨帆的脸虽然还是清癯的,但腰却开始粗壮起来,以至于我以后再买鸡鸭之类的回来,她的嘴都给气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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