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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


  又过了一会儿,司机握着个满是茶垢的杯子打开了车门,后面售票员手里的小笼包子热气腾腾,看得我和杨帆直流口水。上了中巴,我们坐在最后的位置。车里有股积累了一夜的压抑味道。不久那些鸡鸭就放在了我们面前,鸭子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嘎嘎嘎地叫个不停;而那些双腮绯红的母鸡们,则沉默寡言地放弃了垂死挣扎。车子再等了半个多小时,又上来三个疲惫不堪的生意人,方缓缓启动。

  见车上全是男同胞,那个挑鸡的青年讲了一个笑话,前面一个中年生意人笑得吐出一口浓痰。年轻人还意犹未尽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我不得不咧开嘴笑。“是两个学生崽!”挑鸭子的年轻人向同伴自豪地判断道。

  车一路颠簸,驶出了沙坪坝,接着向钓鱼古城进发。到了合川,我们在一个偏僻的饭馆叫了两碗牛肉面,肉量虽不多,却分外鲜美,吃得我们舒坦无比。

  这里的汽车站依然有两张通缉杨帆的“海报”,但似乎缺乏应有的重视,观者寥寥。远处,有一位戴红袖章的人正与一位司机懒洋洋地攀谈。我们又马不停蹄地登上前往永川的汽车,与受控之地渐行渐远。

  到了永川,我们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小超市,买了一大包车上吃的东西。没来得及欣赏那儿秀丽的景色,我又拉着杨帆速速赶往火车站。等花四百二十八元买了至杭州的车票后,我的身上只剩下二十三块钱——我觉得一旦到了杭州,离刘义所在的梅城也就不远了,到时可以让他来接我们。我当时脑中想的,只是带着杨帆尽快离开重庆,越远越好。

  这是一趟成都至宁波的长途列车,重庆是较大的中间站,所以一个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重庆火车站。透过窗外,但见每个通道入口警察们谨慎的神色,又见每个车厢门口乘警们警戒的眼神。我真想将旁边的杨帆藏进怀里,但对面一个白领装束的少妇用异样的眼神瞅着我们,似乎对“同性”关系充满好奇与惊讶。而拿照片的警察终究没有上来,他们似乎对这趟列车不抱多大兴趣。推着熟食串串的小贩们一路吆喝,那麻辣的重庆话成为我很长时间里对于山城特色的鲜美回忆。

  火车在重庆停了半小时,喝足了水,调换了车头,才一路南下呼啸而去。在重庆站涌上了大量旅人,空荡荡的车厢立即变得拥挤不堪。列车已驶出了主城区的繁华,却仍然有大批举着行李吆喝游弋的旅客。对面少妇旁边坐了一个满脸倦意的民工,少妇厌恶地向窗边移了移。谁知这民工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背着婴儿的老婆,将座位让给妻儿以后,又变戏法似的从青色帆布包中掏出发潮的饼干、灰黄的卫生纸、污渍斑斑的水杯、青涩皱巴的苹果,甚至充满臊气的蓝色尿片。少妇皱了皱眉,捂了鼻子转过头继续欣赏日渐浓稠的夜色。

  民工的妻子收拾稳妥后拿起饼干喂儿子,那孩子挺可爱,但是实在太脏了,脏得几乎惨不忍睹:鼻涕、碎屑、唾液、尿垢……不久,这婴儿似乎意识到了旁边女士的敌意,就不合时宜地哭闹起来,而他的母亲却无心搭理,继续吃着儿子咬剩的半块饼干。孩子的哭腔就像一面不堪重负的破鼓,又如一支锈迹斑斑的唢呐,彻底勾起了女士的愤怒。

  “喂,孩子哭了,你到底管不管?”女士尖叫道。

  那个满脸古铜雀斑的母亲用卑微的眼神看了看她,马上瓮声瓮气地讨好孩子,又从桌上拿了一块饼干往孩子嘴里塞。孩子的哭腔稍显平息,但刚咬下一口又哭喊起来,将吃下的饼干全部呕了出来。母亲卑怯地擦去了类似于大便的呕吐物,不知所措地朝人群张望自己的丈夫。少妇忍无可忍,终于怒吼道:“你他妈的会不会照料孩子?那么脏,哭得这么难听!”

  母亲没有拿出更有效的方式哄劝孩子,就掀开衬衫露出干瘪的乳房。孩子的哭声终于被贪婪的吸吮代替,少妇怒意未消,鄙夷地骂了句:“牙齿都那么长了,还喂奶!切!”

  车出重庆过纂江,入赶水时已夜深人静。广播播完最后一次音,一路吆喝过来四五个乘警,逐一查票。前排有个老工人牢骚道:“成都查一趟,内江查一趟,赶水再查一趟,到宁波是不是要查七八次?我坐这趟车也有二十多年了,从没查过这么勤!我说你们烦不烦?”

  胖个子乘警喝道:“啰唆什么?上面有规定!查票,查票,你快一点!”

  老者递过票,嘟哝道:“什么破规定?”但马上他又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压低了声音问:“是不是上面要抓什么人?”

  瘦高个乘警抬眼瞟了瞟车票,移向下一名旅客,叹道:“嗨,还不是重庆出的那事。一个多月了,据说惊动了公安部!”

  老工人立即抱以巨大的兴趣,他问:“就是重庆那个大学生?那个……”

  胖个子警察咳了一声,说:“知道就行了,别瞎嚷嚷!准备好身份证吧,明早到贵阳还要检查……你别嫌烦,出了贵阳就没屁事了!”

  身份证?!我和杨帆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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