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飞过(53)_冯骥

五十三

　　“你瞒得过你妈还瞒得过我？”父亲说，“你心里有事，大事，我看得出来，说吧。”我不说话，继续喝着酒。父亲等了一会儿，点上根烟，说：“你要是不想说我也不逼你，但是我告诉你，你已经22岁了，不是小孩了，有什么事发生得自己挺着，得自己化解，这世上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什么事儿都得往开处想。”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是不是失恋了？”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鼻子酸疼酸疼的，又低头喝了一大口酒。

　　“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女人嘛，不至于的。”父亲哈哈笑着，“好女孩儿多的是，不值得为这事伤心。”

　　我“啪”的放下筷子，喊了一声：“没有。”我的举动使他吃了一惊，我又说：“爸，我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想去外地呆一段时间。”

　　“去外地？”他重复着我的话，沉吟了一会，问，“去哪？”

　　“不知道，还没想好。”

　　他给我的酒杯里倒满啤酒，说：“人啊，总得面对现实，逃避不是办法，懂吗？”

　　“我不是逃避，我只是想思考一些问题，找个清净的地方。”

　　“什么问题？”

　　“痛苦和幸福。什么是痛苦？什么是幸福？我要追求的是什么？”

　　父亲长叹一口气，说：“这你得自己去体会。”

　　整个夏天我几乎都在找蝴蝶，我发现那只又白又大的蝴蝶不见了。我走遍了附近的小山和野地，哪里也没有它的影子。我记得它每年夏天都会出现，我像丢掉一件宝贝似的着急，可着急也没有用，它始终没有再出现。

　　我想念白蝴蝶的时候，我的锁骨就万分疼痛。九月份来临的时候，当我拿着花500块钱买来的肝炎病假条，戴着口罩去学校教务处之后，就得到了半年的自由时间。大四的上半学期我终于可以暂时离开了。我换了一张神州行的手机卡，用公共电话给宿舍打电话，告诉林枫阳他们我要休息一段时间，不等他们追问我就挂断电话。我站在公共电话亭里听着电话铃声一遍遍地响起，像是为我弹奏的送行曲。我听着铃声，用新的手机号给王涔涔发短信：“我是白长安，我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的电话立刻就打来了，我挂掉，又发：“不要通电话，有事短信说。”

　　她的短信很快就过来了，你在哪？这些日子上哪去了？你要去哪？

　　我给她回，我很好，别问那么多了，有空再联系，关掉了电话。我揣着平时积攒下来的5000块钱，加上父亲给我的5000，带10000块钱走了。

　　蝴蝶问

　　我从北京火车站出发，背着硕大的旅行包。我先到了天津，清晨在马路边啃当地的小吃煎饼果子，闻到带着咸腥味道的大风。第五大道上的欧洲建筑充满了哥特式和仿曼尔屋顶突出入口导向的诱惑，它们构成了很多私密性的花园情调，深邃和幽静成为历史憔悴的守候，仿佛每个班驳的铜门，每扇雕刻花纹的窗户都在倾诉着一段古老的故事。透过矮矮的院墙，满园的花木尽在眼底，很多扇挂着蜘蛛网的百页窗紧紧闭着，如同一个被封锁心灵的少女，只能用偷窥的窘迫来掩饰内心的荒凉。道路两旁种植着高大的法国梧桐，它们婆娑地伫立于风中摇曳起稠绿的裙摆。如果从城市上端的一角俯视下去，整个天津就像一只巨大的海螺，躺在渤海岸边沉默不语，而第五大道则是这个海螺中的一颗耀眼的珍珠。早已经习惯这一切繁华胜景的人们，清晨从家中走出，骑上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去上班，路过一个早点铺就去买一套煎饼果子，再经过这些道路时，只是专心致志地啃着手中的吃食，却忘记擦去嘴边残留的褐色甜面酱痕迹。

　　如果在上学和上班的路上能经过小白楼商业区的话，很多人会坐下喝一碗豆腐脑，当吃得满头大汗畅快淋漓时环顾左右，依稀还见到历时久远，斑驳殆尽的英文店名或广告。早期开辟清朝租界的洋人们留下了呛人的鼻烟油和廉价的香水味，他们将很多散乱的小商品零碎收集起来，挂上外卖的牌子，就成了一个百货云集的商业区。住在这里的人们被它们深深吸引，于是天津早在很多年以前便摩登了起来，我身边的一个抽烟袋的老人还用很纯正的天津话讲着天津卫，买卖多，要嘛都有。

　　我有意和他攀谈起来，十分钟以后我们聊到人生和幸福，老人敲着手中的烟袋，唾沫四溅地说幸福是嘛？幸福就是身体健康，嘛病没有。我问他就这么简单吗？那还有嘛比活着重要？他反问我，我今年71了，就想多活两天，别的嘛都不重要。

　　“那您年轻时有过爱情吗？”我问。

　　“当然有，我老伴死的早，可她年轻时倍儿漂亮，号称‘津门一枝花’呢！”

　　“那您心里不痛苦？”

　　“痛苦啊，怎么会不痛苦呢？可日子还得过啊，我知道我老伴在天上看着我呢，她肯定希望我活得时间长些，要不等我将来上去了，她一准得把我踢下去，还得说死老头子你怎么也上来，别叫我看着腻歪，滚下去。”说完老人捋着花白胡子呵呵笑了。

　　我看着他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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