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现在年少如花(6)

六

　　“我可不欠你什么。你那照片是时事新闻报道需要，没经过你同意，也不构成侵权。懂？”

　　她沉思了一下，撒开手，我暗自欢喜她悟性之高，一点就透。谁知她是想起了炉子上的小木炭，回头去稀里呼噜钳进盒子里，又拖着我要走。有没搞错？白天还视我如阶级敌人，现在又来攀老乡套近乎？我还能莫明其妙地去帮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做莫明其妙的事了？我运足内力，十趾抓地，屹然不动。她扭头瞪我一眼，举起通红的木炭，一副要跟我同归于尽的样子，为了双方父母我只好屈服了。

　　被掳走的路上，我问万紫，为什么认定我是日本人，她说因为我用日本相机。我很无奈，每个搞摄影的都很无奈，日本摄影摄像品牌充斥了国际市场，要抵制日货，不容易啊。后来我换了个莱卡。万紫说，作为俄罗斯人，她也恨德国，我暗笑：这女的一副纳粹嘴脸，她有资格痛恨法西斯，嫌弃德国人吗？我想苏联还和美国冷战过呢，柯达怕是也看不顺眼。万紫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

　　收集照片就是收藏世界、收藏时间，那些被剥夺了过去的人比我们更热衷于这种收藏。战后的日本、德国不得不与自己的过去割裂，于是国民成了最热情的拍摄者，内需迫使相机制造业发达起来，我猜是这样的吧。

　　我跟着万紫穿过主楼地下通道来到楼后的空地。有三个人躺在草地上抽水烟，发出咕噜噜的水声，四周弥漫着淡淡的芳香。水烟，我们山坳坳里老乡们玩剩下的，如今竟成了风靡欧美的抽烟时尚，因为烟料是水果制成，焦油、尼古丁含量极低，还贴上了健康卫生斯文高雅的标签。乡亲们玩剩的东西，如今引领了欧美时尚，我多少应该表现出一些可以升华为民族自豪感的沾沾自喜，但不知为何我总是联想到祸国殃民的鸦片烟枪，甚是厌恶。

　　万紫兴奋地介绍我：“看！我找来了摄影师。”正吞云吐雾的三个人也来了精神，叽叽喳喳争论起来。一会儿中文一会儿俄语，乱七八糟。只是依稀了解到，他们是魏何、大周和克拉拉。四位是多年好友，拥有一个名为“红殇”的乐队，万紫是贝司手，鬼魅艳丽的克拉拉是主唱，阴柔的魏何是吉他手，暴躁的大周是鼓手。他们筛出几首作品，灌了一张唱片，现在要拍封面了。这个小团体里三位中国人，唯有克拉拉是俄罗斯人，克拉拉与万紫十几年的好友，在万紫的熏陶下，略通中文，中文造诣达到能囫囵五句礼貌用语和一句经典国骂。

　　所谓的个性张扬就是指：我要坚持我的，否定你的，还就不告诉你为什么。这个乐队个性尤其张扬，各持己见，上千平方公里的莫斯科愣是没有一块能把他们四个圈在一起拍照的地方，最后万紫说：不需要目的地，咱们去扫街，走到哪拍到哪。

　　次日，我开车到红场旁边与他们汇合，这是我最喜欢的集合地点。巨大的莫斯科城以红场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外延伸，像这种没有目的的出游，城中央无疑是最好的起点。加之俄罗斯人毫无时间观念可言，难免傻等，红场是适合等待者自娱自乐的好地方，可以在露天茶座喝杯咖啡，或者去克里姆林宫西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独自散步，这里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几乎每天都有身着婚纱和礼服的新人在这里驻足，按照传统，新人要在婚礼当天来此瞻仰无名烈士墓，向烈士献花，感谢他们带来今天的和平。等待时我都带着相机，日复一日拍摄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但永远不会有两帧同样的画面，它们每日都在变换表情。

　　我到了红场，一看只有魏何到了，塞着耳机坐在花坛边的长椅上听CD，我招呼他，他拔掉耳塞走上来，微笑着说：“来这么早？怕是要久等了，姑娘家本来就爱迟到，何况她们是俄罗斯人。”

　　我会心一笑，俄罗斯人虽然看重承诺，却从不守时。这可能源于他们率性的基因；也可能和地理气候有关，地域过分辽阔，难以估算时间；或者是在寒冷的冬天，一场暴风雪，会改变你所有的估算。

　　魏何客气而友好地对我说：“今天要辛苦你了。”

　　“没事，俊男美女是我喜欢的题材。”被强掳来拍片，我本来满腹牢骚，可是面对如此谦和的魏何，我又忍不住客套一番。

　　魏何浅浅一笑，我惊诧，男人的笑容可以这么干净、温润，像初中时邻班的班花。真是荒诞的联想，我定定神，对他说：“上车吧。”

　　魏何上了副驾驶座，从自己的随声听里拿出一张碟，递给我：“听听我们的作品吧，或许对今天的拍摄有帮助。”我把它放进了车的音响，一个空灵清澈的声音流淌出来，美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诧异地问：“这是克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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