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现在年少如花(4)

四

　　“注入人文情怀。 ”韦铭用了一个很高级的学院派词汇。

　　我无语，本以为自己说话已经够晦涩了，谁知他更涩。我只能掰碎了问：“怎么注？”

　　韦铭解释说：“比如一张‘9·11’的照片，美国人看到罪恶，想要和平；塔利班看到胜利，想要再接再厉搞恐怖主义。显然第二种情绪不是媒体应该传递的，必须要配上文字谴责恐怖主义，唤醒善良，感化邪恶。”

　　说到“唤醒善良，感化邪恶”时，他表情神圣，我仿佛看到他身后出现了万丈佛光。我投降了，明明师兄弟一场，他为何总是热衷于客串师父的角色呢？动不动就念紧箍咒“感化”我。

　　“我为什么觉得中指姑娘可以用？”韦铭接着说，不等我回答，他自己就解释起来，“因为我们太弱小了，写十月革命纪念日，却不敢奢望采访俄共领导人，写不出宏观庞大的稿子，还好我也不稀罕写那种稿子。我只想坚持人文特色，讲一个故事，刻画一个人物。可是在千篇一律的十月革命报道中，谁能记住谁的？我们只要有一个眼神被读者记住，就够了。她就有这种眼神……”韦铭情意浓浓地看着中指姑娘，我想圣僧被女妖精迷了心智，正准备唤醒他，他突然又换上严肃的面孔，冷冰冰地说：“你的中指姑娘想要表达什么，想好了吗？快去写，解释是必要的。”

　　说完跑步冲回自己宿舍赶稿去了，我目送他的背影，心想：“这个新闻疯子，已经走火入魔了。”而他一直用他的心理疾病侵犯我，被同化成疯子，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我独自留在房间，与“中指姑娘”无奈对望。小姑娘，你到底有什么故事？你为什么要竖中指？我要写什么？传递什么价值观？我走到窗边，看着满天狂乱的雪花，臆想一个愤怒女孩的内心世界。

　　我真的不想表达什么，我只想开一个玩笑挑衅公众。我们供稿的是一本面向一小撮男性精英人群的时政杂志，我想知道当他们翻开杂志，赫然看到一个小姑娘朝他树立中指，那些心怀天下的时代精英们会是什么表情？我就想激发他们原始的情绪，而不是用文字将他们引导向同一种情绪。

　　没有文字，这张照片即便有撼人的眼神，终究还是被韦铭舍弃了。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学校的新闻图片展上，“中指姑娘”大获好评。

　　是两年后的事情了。

　　2005年，夏。

　　莫斯科的冬季太著名了，于是全世界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的夏季必然仓促而潦草，想必太阳发出的光与热刚刚以光速冲刺入俄罗斯的国境线，热力尚未来得及辐射遍其过分辽阔的幅员，源头的太阳已经打着哈欠准备退场。其实，莫斯科的夏天很有质量，太阳早出晚归，格外勤勉。

　　傍晚，阵阵晚风携着夏日树木旺盛的鼻息袭入房间。我掐灭了香烟，跳上宿舍的窗台。我想要是正巧楼下有人看见我，一定很惊慌，以为一个悲情人物要自由落体寻求超脱了。其实我当时只有一个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念头，要呆坐在窗台上目送太阳归去。从主楼望出去，漫天的晚霞，如天边飘来绚丽的纱幔盖在莫斯科的肩头，湮没了城市的浮躁与喧嚣，莫斯科在霞光的呵护中变得恬静安详。夕阳慵懒地，一点一点地滑进天际边彩云层叠的纱床里。在莫斯科，我喜欢一个人的黄昏，但如此黄昏不会也不应被我独享，不知主楼五千多套房间中，此时有多少人在自己的窗格子里与我一起欣赏这道风景呢？

　　主楼是莫斯科大学的标志。二战后，斯大林下令在莫斯科建造了被称为七姐妹的七座建筑，莫大主楼是七姐妹中的大姐大，因为她最巍峨，还因为她站在高岗上。这个高岗地位了得，是莫斯科之巅，虽然此巅海拔仅220米，大名起得像绰号一样草率——“麻雀山”。其实苏联时期它一度有个威严的名字——“列宁山”，可是苏联散伙了，列宁也不威风了，“麻雀”又复辟了。个人觉得首都的至高点还是应以英雄命名，好比一个名叫“二麻子”的人和姚明一样都是高个子，可听上去二麻子比姚明矮了一大截。说这话我也不怕得罪麻雀小兄弟，毕竟它们也没什么民族荣誉感，一旦飞上枝头，就自称凤凰了。

　　为了让大家对这座远在莫斯科的楼房印象更鲜活些，更有共同语言一些，我不得不提这件事，有位著名的人曾经在这座楼里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话音一落，礼堂里热泪纵横，掌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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