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小说创作

小说创作(1)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小说创作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但没有形成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小说创作那样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主要是由于在反动派压迫下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作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又极其恶劣的缘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入国统区以后对文艺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讲话》精神要有一个过程。而战争和政治形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发展，也使一些作家在把握和反映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斗争方面感到困难。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辛的生活处境，当然更严重摧残了作家的创作。

　　尽管如此，国统区许多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仍然继承“五四”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学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新鲜经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小说创作，努力反映和暴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描写和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这一时期，茅盾、巴金、老舍、张天翼、沙汀、艾芜、骆宾基、靳以、姚雪垠等许多作家都发表了新的小说作品，而且出现了一些新人新作。

　　这一时期小说作品的题材更为开阔，主题和人物也更多种多样。从抗日的前线景象到后方风物，从国统区的农村面貌到城市生活，从知识分子的初步觉醒到劳动人民的自发斗争，从小公务员的朝不保夕到大官僚的贪得无厌，以至活跃在山区的绿林人物，流浪在大城市的少年儿童，在这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有所表现。

　　随着作家思想的发展变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认识日益提高，对国民党统治的反动本质认识日益加深，许多小说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深度上较前一时期有所前进，它们从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暴露国统区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通过艺术形象告诉人们，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并且对光明的新中国寄以热切的期待。

　　在暴露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的小说中，前曾简要提到过的巴金的长篇《第四病室》、《寒夜》，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同作者三十年代有些作品相比，固然气势没有那么宏大，色调显得比较灰暗，但严峻的现实主义风格仍一脉相承，艺术技巧的圆熟也不减当年。《第四病室》采用日记体裁，通过一个姓陆的青年在住院期间所见的人和事，反映当时黑暗而冷酷的现实。第四病室是外科病室，也住着内科病人和传染病人。在这里金钱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病人无钱医治，只能在痛苦中挣扎、死亡。“住在这里，人好象站在危崖的边缘，生命是没有一点保障的。”（注：《第四病室·小引》）这样的病室，岂不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缩影！

　　小说通过生动的细节和富有性格特色的对话，刻划了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他们在黑暗重压下有的悲愤激越，有的麻木不仁，有的顽强挣扎，有的听天由命。作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青年女大夫杨木华，“她的眼光是那么柔和，那么善良，那么真诚，而且那么明亮”。她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但给病人以温暖和希望，宛如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寒夜》则自始至终充满沉重而悲愤的气氛。作者说：“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说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注：《寒夜·后记》）小说描写了国统区一个小职员家庭的悲惨故事。丈夫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都是大学毕业生，由恋爱而结合，本来是美满的，但是，生活的重压使美满化为酸辛。婆媳之间的纠葛又加重了精神上的痛若。

　　小说的情节在丈夫、妻子、婆婆三人的相互关系中展开，环境的压迫和内心的矛盾描写得极其细腻。丈夫的肺病日益加重，妻子的忧痛有增无已。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位和摆脱婆媳的矛盾，妻子离开了家庭但没有背弃丈夫。抗战的胜利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任何转机。当妻子回到家庭时，丈夫早已吐尽了血痰而死去，婆婆带着孙儿不知去向。“夜的确太冷了！”小说通过曾树生的感觉得出了这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第四病室》、《寒夜》这两部小说共有的现产主义特色，不仅在于真实地描绘了小人物之死，而更主要是富有浓重的时代气息，画出了国民党统治时代旧中国阴暗的画面。

　　艾芜的小说也善于勾画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画面，但从题材、主题到艺术手法又具有自己的特色。艾芜这时期进入创作的旺盛时期，不但继续写作短篇小说，而且积极创作中篇、长篇小说，完成了《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等许多作品。这些作品同作者三十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相比，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面更广，人物形象的塑造、结构剪裁的手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许多作品仍然保留了浓郁的地方色采和淳厚的乡土气息。

　　同沙汀在这个时期写的许多小说相似，艾芜的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许多作品，也都以国统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劳动人民的深重苦难以及他们的挣扎和反抗。《丰饶的原野》分两部，第一部《春天》写于抗日战争前，第二部《落花时节》写于抗战期间，全书一九四六年始出版。这部小说从写景、叙事到人物对话，都富有地方色彩，用朴素而又生动的笔致，把四川岷沱流域的景色和人物展现在读者眼前。丰饶的原野景色宜人，却不是劳动人民的乐园。

　　小说着重刻划了三个不同性格的雇农的形象，写出他们所受的压迫相同，但对待压迫的态度则异，在邵安娃身上表现为奴性的服从，在刘老九身上表现为坚决的反抗，在赵长生身上表现为反抗和服从的两重性格。邵安娃在地主汪二爷的盘剥下，无声无息地忍受，而刘老九则敢于面对面反抗，他说：“大路摆在面前，把草鞋朝足上一登，走了就是。”（注：《丰饶的原野》，第165页）但是小说中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的阶级矛盾并未深入展开，缺乏完整感人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也较单薄。这类缺陷在《一个女人的悲剧》、《乡愁》、《石青嫂子》等作品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

　　《一个女人的悲剧》描写农村妇女周四嫂在反动地方势力残酷迫害下家破人亡被迫跳崖自杀的故事。《乡愁》描写贫苦农民陈酉生在重压之下的反抗，终于冲出天罗地网，走向“对穷人好”的地方。《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这些作品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结构完整，语言朴素洗炼，特别是时代气氛强烈，对国民党反动派在农村的罪恶统治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反映了中国黎明之前浓重的黑暗。作者坚信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将来到。短篇小说《幕夜行》通过两个不同性格的青年在幕夜中走向游击区的故事，反映了作者渴望光明的思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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