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论主观》的批评(3)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论主观》的批评(3)

　　这些情形，主要的应看作对于革命的接近和追求，而反映到文艺和文艺运动的要求上来是非常好的，也正为我们文艺所希望的。自然，单是热情，单是‘向精神的突击’，在我们，是万万不够的，还不能成为真实战斗的文艺。并且那里面也自然会夹杂着非常不纯的东西，例如个人主义的残余及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东西。因此，问题仍在于我们的文艺运动能够看到广大的社会和时代中的精神状态，怎样使那些好地精神要求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接触，并使它在革命斗争和人民的生活中得到改造、充实、提高，最后成为人民的力量和文艺。”（注：《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第86—87页）

　　在反动派压迫下，在令人窒息的险恶环境里，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增强战斗热情，固然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恶势力反抗和对革命的追求，但也包含了不少消极的东西，过分强调这种主观精神，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难于划清界限，哲学上容易滑到唯心主义道路上去。舒芜的《论主观》就出现了这类错误。这篇文章在批评教条主义方面有若干合理生动的论述，它肯定了不断向前探索的必要，认为“探索和追求，是一切进步的动力；它会招致错误，它本身也就会克服错误”；文中对客观条件与主观作用的关系也作了论述：“约瑟夫再三昭告人们：当一切重要的客观条件都已被自己所掌握时，事业的成功与否，就决定于自己的主观作用的力量的强弱。”（注：《希望》第1卷第1期）

　　但当文章从哲学史上说明主观问题时，却陷入了混乱，认为“所谓‘主观’，是一种物质性的作用”，说什么‘主观’和‘客观’都属于‘物’的范围”，并且说“人类的斗争历史，始终是以发扬主观作用为武器，并以实现主观作用为目的的。”（注：以上引文均见《论主观》）这样一来就把历史唯物论同唯心论、二元论、唯生史观混在一起，实际上宣扬了唯心主义思想。胡风在《〈希望〉编后记》中对这篇文章不加分析地鼓吹，认为“《论主观》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注：收入《逆流的日子·附录》）这显然会使他们朝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

　　抗战胜利前后，进步文艺界在重庆召开的座谈会上对《论主观》中的错误观点有所批评。稍后，黄药眠在《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中批评《论主观》曲解了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在马列主义外衣下散布了唯心主义观点，认为“无论是一定阶级的主观亦好，无论是一个人的主观亦好，主观是决定于历史社会所赋予的具体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生活决定了意识。”（注：《论约瑟夫的外套》第5页）后来《大众文艺丛刊》发表文章对《论主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评。如荃麟的《论主观问题》从哲学观点和文艺观点批评了《论主观》的错误，文中说“无论从哲学观点或文艺观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主观论者理论的一个根本错误，即是他们把历史唯物论中最主要一部分——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忽略了。因此也把马克思学说最精采的部分——阶级斗争的理论忽略了。”（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76页）

　　文中也说到“主观论者的这些理论，是针对着抗战中后期文艺上教条主义的倾向而提出，这在动机上说是很好的，因此这种思想在反抗黑暗的意义上，未始没有它的作用，即在今天，也不应完全抹煞它某种程度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只把病象当作病源，没有更深入去追求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同时也不是从现实革命形势发展与要求上去把握问题，他只是以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对待另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因此，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其本身思想也成为一种偏向。这种偏向的发展，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相矛盾的。”（注：《大众文艺丛刊批评论文选集》第77页）

　　当时进步文艺界对《论主观》的批评，虽然大多对反教条主义问题重视不够，有的批评文章还存在着简单化的缺点，但是总的看来，对《论主观》中错误观点的批评是正确的，在分析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时，基本上符合辩证唯物论观点，对被批评者也有帮助。五十年代初，舒芜曾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见《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一文，对《论主观》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在实际生活和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常常表现为作家和人民的关系，因此，讨论主观与客观关系问题，必然涉及作家同人民结合的问题。在人民革命的新时代，创作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必须同人民相结合，这个问题争论双方似乎没有大的分歧，但具体论述作家如何同人民结合时，就表现出意见很不相同。

　　胡风认为“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当然就是所谓感性的对象，然而，对于文艺创造（至少是对于文艺创造），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底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不能理解具体的被压迫者或被牺牲者底精神状态，又怎样能够揭发封建主义底残酷的本性和五花八门的战法？不能理解具体的觉醒者或战斗者底心理过程，又怎样能够表现人民底丰沛的潜在力量和坚强的英雄主义？”（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胡风文章中的语言是令人费解的，除了“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外，还有“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就同时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等。这许多“过程”，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但基本观点是说明作家要熟悉和了解人民的精神状态，在“体现”、“摄取”人民生活的过程中，要有“克服对象”的“批判”和“搏斗”的能力，既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扩张”，又要进行“不断的自我斗争”。

　　胡风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人民群众的估计有关的。胡风认为，人民’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注：均见《逆流的日子·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种看法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和较多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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