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论主观》的批评

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论主观》的批评(1)

　　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国统区以后，进步文艺界在向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同时，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发展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这一回顾和总结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正如茅盾在《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一文中所说：“八年的抗战是我们民族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了；这须要长时间的探研，须要展开多方面的讨论，更须要各种意见的切磋补充，论辩驳难，然后可能既广博而又深入，然后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能够真正做到总结过去经验而决定今后努力的方针。”（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当时茅盾、冯雪峰、何其芳、胡风、邵荃麟、黄药眠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先后发表了文章。在回顾和总结中，既有共同认识的相互补充，也有不同意见的直接交锋。继前一时期关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之后，在进步文艺界内部，逐步形成了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

　　这一次讨论中的分歧意见是由胡风和他所主编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的。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底，胡风先后发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现实主义在今天》等文，论述抗战以来进步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着重分析了武汉撤退以后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混乱现象，认为当时“创作上的著目倾向”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著目的倾向。如果战斗热情虽然衰落了，但由于所谓理智上的不能忘怀或追随风气的打算，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出内容或主题，那么客观主义就化装成了一种主观主义，……这也是目前创作上著目的倾向之一。”（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创作月刊》第2卷第1期，1942年12月，收入《在混乱里面》）

　　胡风认为，克服当时文坛上这种混乱现象的办法是提倡现实主义，也就是要提倡“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现实主义在今天》）。一九四四年四月，胡风为文协理事会起草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后来在《抗战文艺》等刊物上发表。这篇论文强调作家应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在这个混乱期，就文艺家自己说，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底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

　　胡风以为，“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注：该文发表于《抗战文艺》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9月，收入《逆流的日子》）。

　　不久，黄药眠发表了《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胡风“过分强调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过分的强调了目前文艺作品上的病态”；他还从方法论上对胡风文章提出批评，认为胡风“只是搬弄一些哲学的名辞”，作着“蹈空的、玄学的说明”，文章“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的地预先想好来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注：收入黄药眠论文集《论约瑟夫的外套》，人间书屋出版，第120页）。

　　这些文章发表前后，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等文章，提出了同胡风的文章相似的论点，认为“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生活态度。”（注：收入《方生未死之间》，考验社出版，第36页）进步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问题已开始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重庆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胡风在一九四四年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长篇文章《论主观》。《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力图从文艺反映伟大的民主斗争这个角度，说明文艺“要为现实主义底前进和胜利而斗争”，但他不适当地夸大了主观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胡风说：“文艺创造，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因而“要求主观力量底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

　　胡风把作家在体现生活过程中的所谓“自我扩张”看作“艺术创造的源泉”。胡风虽然也说“与人民结合”、“思想改造”，但他却强调劳动人民身上的落后面，说他们“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作家深入他们，要不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就得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论主观》力图从哲学史的角度说明主观问题，认为新哲学进入了约瑟夫（按即斯大林——引者）阶段”，“今天的哲学，除了其全部基本原则当然仍旧不变而外，‘主观’这一范畴已被空前的提高到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地位了。”并且在文艺上提出了“主观精神”、“战斗要求”、“人格力量”三个口号，认为这三者是决定文艺创作的关键。这两篇文章在进步文艺界引起更大的争论。

　　抗战胜利前后，进步文艺界以“过去和现在的检查及今后的工作”为题在重庆组织多次座谈会、漫谈会，对抗战以来进步文艺运动的成果及问题、文艺上现实主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对《论主观》一文中的观点有所批评。重庆《新华日报》召开的《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个剧本的座谈会上也涉及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在座谈、漫谈会后，不少评论家发表文章比较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从具体问题的论述进到理论问题的探讨。如茅盾发表了《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论述抗战以来文坛的主要倾向及若干理论问题，认为文艺界的进步力量在苦斗中形成三种主要倾向：“第一种：与其不痛不痒反映最小限度的现实，不如干脆不写，转而写些最有现实意味，足以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第二种：既然对于大后方和正面战场的现实没有写作的自由，那就写敌后游击区，写沦陷区，乃‘阴阳界’；既然不许暴露最有典型性的罪恶，那就只好写小城风波，写乡村土劣，写知识分子的苦闷脆弱。第三种：与第一种用心略同而意义则纯为守势的，则为介绍世界古典名著；这仿佛是：既然不是上阵厮杀的时候，姑且研习兵法，擦拭武器吧。”（注：《文联》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5日）冯雪峰发表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述民主革命文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文艺运动中的左倾机械论、思想上的后退状态、革命宿命论和客观主义，提出“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民力量的反映或追求问题、大众化的创作实践和民族形式创造的问题。

　　何其芳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结合评论《清明前后》、《芳草天涯》两个剧本，对现实主义问题发表同胡风、冯雪峰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为人民群众尽了多少力，还可能增强多少，如何增强，这才是今天大后方的文艺上的中心问题。”（注：1946年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黄药眠发表《论约瑟夫的外套》，批评舒芜的《论主观》是以斯大林的学说为外衣宣传唯心主义；还写了《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与客观》，对冯雪峰论述“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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