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其他中、长篇小说(2)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其他中、长篇小说(2)

　　《暴风骤雨》具有饱满的革命激情。作者描写人物，表现他们的斗争，都灌注深厚的阶级感情，歌颂暴露，是非爱憎，了了分明。在这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周立波善于选取突出的典型事件和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用简练、朴素的笔墨加以描绘，展示人物性格。作品很少冗长、沉闷的叙述，风格单纯明快。作者介绍赵玉林，主要是再现了他被摊劳工以及回来后和沦为乞丐的妻子见面的情景，也再现了“赵光腚”这个绰号的来源以及他向地主借债的情景；而对郭全海，作者只集中地描写了他父亲被害和他受地主欺骗这两件事。

　　郭全海开始出场，作者写了他轻巧地降伏一匹脱了笼头的儿马的细节，显示了郭勇敢大胆、爽朗机灵的性格特征。小说的结构单纯，故事突出，线索清楚。全书以土改斗争发展的过程为主线，写了一场场斗争，让所有人物在斗争中活动；同时，在斗争中也插有一些生动的情节或细节，增加读者兴味。有些场面描写如“分马”一节，写得层次分明，人物活动形象具体，有声有色。另外，作者善于向群众语言学习，作品中运用东北农民的口语，语汇丰富，生动活泼，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特别是许多对话，都是个性化的语言，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不足的是作品中有时口语用得太多，由于缺乏提炼和选择，因此多少影响读者的理解。

　　另外，作品在结构上也存在一些缺点。第二部有些松散，反映的事件较多而表现不够集中精炼；第一、二部之间联系也不够紧凑，多少给人脱节之感。有些细节描写显得烦琐，而有些重要斗争却展开不够充分。至于人物刻划，主要人物如赵玉林等表现得过于单纯；反面人物地主韩老六、杜善人、唐抓子等有些类型化和脸谱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总的说来，《暴风骤雨》仍然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和《暴风骤雨》同样写东北土改运动的还有马加的中篇《江山村十日》，作品以一个小村庄在十天内发生的巨大变化，反映了土改斗争的迅猛发展，马加在此之前曾著有长篇《滹沱河流域》，写晋察冀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农村发生的一些变化；写得较为稚嫩，语言失之书面化，人物性格也不够完整统一。他还写过一些反映农村生活和抗日斗争的短篇如《减租》、《母亲》、《过梁》等，思想上与艺术上均有可取之处。《江山村十日》则是写得较好的一部中篇，显示了作者思想上艺术上的进步。作品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给以适当加工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被描写的对象——江山村的贫雇农也参加了讨论。自然，作者对于所反映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提炼和集中。

　　故事写的是一九四七年冬《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东北地区的土改斗争情况。作品集中写十天内发生的事件，从划阶级，成立贫雇农大会，发动斗争，农民群众和地主高福彬进行面对面斗争为主线，以金城和周兰的婚事为副线，两条线索紧密结合，显得内容充实，生活气息浓厚，人物形象也较为突出。与此同时，小说通过贫雇农委员会对待陈二踹子的态度表现了土改中如何正确对待中农的问题；李大嘴的形象则说明了积极分子队伍的变化和教育问题。作品结构也比较严密，开头结尾互相照应。

　　小说结束时群众谈论村名的演变，最后一致决议把原来的村名高家村改为“江山村”，表明土改以后是“老百姓坐江山”，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伟大变化，也给读者留下深长的意味。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典型化不够，有些地方如搜地主的财物、分浮财的描写显得有些自然主义；工作组沈洪作为代表党的领导而贯穿全书的人物，他和斗争的关系写得不充分，形象也显得单薄；语言虽然总的说来比较流畅，学习运用群众语言也较好，但仍有一些知识分子语言，群众口语也锤炼不够。

　　写成较早的欧阳山的《高干大》，是反映解放区农村生活比较优秀的作品。作者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开始了文学活动，后来参加了“左联”。他曾以罗西等笔名，发表过不少短、中篇小说，内容以反映广东一带城市的中下层生活为主，或者描写小资产阶级的郁闷烦忧，或者叙述工人的斗争，以短篇《七年忌》等作品较为著名。

　　然而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写劳动人民的生活不够真切深刻，再加上创作上的欧化倾向（包括表现形式和语言）比较严重，减弱了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效果。三十年代中期和抗战初期，他提倡“方言小说”，自己也作了一些尝试。到延安后，欧阳山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积极深入生活和群众斗争，认真改造世界观，从而创作了长篇小说《高干大》。这不但是他创作道路上一个新的起点，也是《讲话》发表后中长篇小说创作中取得较好成绩的作品。

　　《高干大》写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陕甘宁边区一个叫任家沟的地方办供销合作社的故事。为了克服困难，改善农民生活，也为了增加生产支援抗日战争，边区政府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社经济。任家沟供销合作社主任任常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思想机械保守，虽然辛辛苦苦，却不受群众欢迎。在他领导下，合作社不但没有给农民带来发处，反而成了严重负担。群众把合作社称作“活捉社”——“把人民都捉定了”。

　　合作社面临崩溃的危险。和任常有相反，共产党员、合作社福主任兼推销员高生亮（高干大）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愿望，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打破框框，冲破不合理的规定，办起了医药社、纺织工厂、驮盐运输队，包下了救国公债和公粮负担，使合作社真正起到推动生产发展、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人民群众欢迎合作社，拥护高干大。作品在写高干大和任常的矛盾的同时，也写了他同任常有的支持者——官僚主义者、区长程浩明的斗争。

　　因此，作品的思想性就不仅是写出了边区合作社经济发展的道路，反映了边区农村新的生活面貌，而且表现了两种不同工作路线，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的矛盾和斗争。作品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进行的揭露和批判，对党的实事求是精神、群众路线的肯定和歌颂，不但在当时对一些地区尚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也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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