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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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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崔二爷领着白军回村,支走了她的父亲,强迫她成婚时,她的反抗意识猛然增长了,她的火辣辣的反抗性格得到充分的展现。她愤怒地抓了崔二爷的“狗脸”“两个血疤疤”;她当众痛斥崔二爷,“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在孤立无援被软禁的情况下,她更加懂得了自己和王贵是命运相同,患难与共的夫妻,“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人里头数不过咱俩可怜!”她怀着更加急切的心情盼望革命胜利,盼望游击队快打回来,把“狗腿子白军一扫光”,“公仇私仇一齐报”。 这些愤怒的反抗,表明了李香香思想的觉醒和成长,也表达了她对爱情的坚贞和对革命的向往。诚然,李香香是带着不同于王贵的女性的特点来反抗旧社会和追求革命胜利的,这是作品反映的实际情况,我们不应该忽略或者抹杀她身上这些反抗性的特点。这个形象在当时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她是千百万劳动妇女的代表,在她身上,体现了广大妇女要求婚姻自主、忠实于爱情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她们渴望革命胜利的急切心情。 作品对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崔二爷的刻划也是生动的。他形象丑恶,内心更狠毒狡诈,他依仗伪政权,勾结伪军,豢养走狗,自立反动武装,任意草菅人命,妄图霸占李香香。他干了种种罪恶勾当,正说明了他是腐朽的封建统治的社会支柱,是广大农民凶恶的敌人。在土地革命烈火面前,他极端恐慌,极为顽固,也极其愚蠢,进行了疯狂的挣扎和反扑。 最后,他和他拚命维护的腐朽的封建统治,一起遭到了覆灭的下场,这是历史的必然。作品是通过他自身的合乎生活逻辑的言论和行动来揭示地主阶级反动本质的,夸张和漫画的艺术手段的运用,并没有使形象脱离生活真实,这是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反面形象,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化的反面人物。 王贵和李香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觉醒了的农民形象。他们为了自己的和阶级的利益进行了勇敢的胜利的斗争,他们对于革命的拥护,是发自内心的。这样丰满生动的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本身就是对于人民革命胜利的赞歌。这样的形象在新诗作品中出现,意义尤其重大。自“五四”以来,我国新诗创作经历了长期的演进和变化,其间经历了许多斗争。革命的诗人们,为了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歌唱他们的英勇斗争,作过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革命诗歌存在一个相当普遍的缺点,就是从艺术形式、语言到思想感情的知识分子气,与劳动群众还有着较大的距离。 自从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出了一条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使革命文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王贵与李香香》较之《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等优秀的人民文艺作品的出现虽然要晚一点,但它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劳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并塑造了如此丰富生动的艺术形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划时期的创造性贡献。郭沫若称赞这首诗是“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注:《〈王贵与李香香〉序》),道理也正在这里。 整个作品将近一千行,全部采用陕北民间流传的“信天游”写成,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信天游,不断头”,它常常是由两句组成表达一个完整意思的短小抒情诗,联唱起来,变化多端,需要驾驭能力。诗人对于这种民歌作过大量的搜集和深入的研究,并由此得到启发,决定采用这种形式来描写这个“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作品相当于把几百首“信天游”连缀成章,运用得十分圆熟自如,使得诗作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民族形式的运用方面相当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作者遵照《讲话》精神,深入斗争生活,向群众学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表现手法上,作品也从民歌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这采用了民歌中许多精彩的句子,在描写人物形象和表达主题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比兴手法的运用,本是“信天游”的特点。作品对此作了多方面的吸收,在具体运动上,也呈现活泼多姿的状态。比兴常常用在每节诗的首句,兴中有比,因比而起兴。如果首句是叙述句,第二句必须用“比”,否则诗句便显得呆板不形象,作品是力求避免这种情况的。 此外,同一个事物还可引出多种比兴意义来,比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是兴中有比,为下句赞美香香人材起兴作比的。“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也是兴中有比,是为刚刚开始的“交好的心思”不能公开而起兴作比的。作品对于比喻的运用,不但精彩贴切,而且运用得很广泛很自如,这就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表现力。诗句的节奏流畅明快,同时也显得自然和谐,没有生涩干硬的毛病。这些都说明作者对于这种民歌形式和群众语言很熟悉很了解,善于从中吸取营养,致使作品的语言在朴素中具有形象美、音乐美的特点,成为真正艺术化了的诗歌语言。 这个作品在当时出现,确如陆定一同志所指出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出来了新的一套”,它在诗歌创作领域里“表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注:陆定一:《读了一首诗》,1946年9月28日《解放日报》)。这是在《讲话》精神照耀下产生的第一首优秀的人民的诗篇。 《漳河水》是这个时期产生的另一首优秀长诗。作者阮章竞,出生于广东中山县一个贫苦家庭,抗战前即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到太行山区,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写过许多剧本。一九四七年春,连续创作了长诗《圈套》和《送别》、《盼喜报》等短篇诗作,受到人们的注意和称赞。《圈套》一诗作者标明是“俚歌故事”。这诗确实是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写成的,简明朴实,不事夸张,反映了土地改革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露了地主阶级“好皮好面藏黑心”的反动阴谋,也如实地写出了农民群众身上存在着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某些缺点。阶级敌人正是利用了旧传统思想的影响,展开了反攻倒算的罪恶活动。经过斗争,敌人的阴谋破产了,人民群众胜利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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