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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秧歌运动和新歌剧创作(5)


  在部队创作的新歌剧中,《钢骨铁筋》和《不要杀他》两剧较有特色。苏里等人集体创作的《钢骨铁筋》,描写八路军排长和几名战士被俘后的英勇斗争:敌人想从他们口中知道我方的机密,软硬兼施,他们都不为所动。这类故事在其他作品中并不少见,但剧作者设计了炊事员老王被抓住后怒斥叛徒,勤务员小刘用钢笔刺伤逼供的敌人,敌人以当场杀害其母子胁迫排长说出机密等情节,都有些新意;而且能以各人不同的个性,共同表现我军指战员宁死不屈的钢骨铁筋。

  作为新中国的优秀电影之一的《钢铁战士》,就是根据此剧改编的。在《不要杀他》(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集体讨论,刘佳执笔)中,一个有严重军阀主义残余的团队列参谋竟下令射击一个拒不接受他的强迫命令、掉头跑掉的农民,把人打死了。虽然关于触发这个冲突的复杂原因,剧本写得不够清晰充分,但在事情发生后,部队在当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肇事者死刑,曾经对他十分气愤的老乡转而替他求情,一片“前方用人,不要杀他”的呼声等情节都写得很动人。

  尤其是死者母亲的唱词——“子弟兵打仗流血千千万,难道我死了孩子叫你赔人。我知道没有解放军没有老百姓,来了共产党我才翻了身。多少话不知道先说那句好,要偿命找那老蒋对头人”,以及认肇事者作儿子,恳求部队准他戴罪立功的情节,更是写得真挚深切。本来,这类事情在实际生活中是极其个别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写进文学作品,分寸掌握得不好,容易产生消极作用;可是经过作者的艺术提炼,反而是集中地反映出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这个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这个时期里比较著名的新歌剧,还有柯仲平的《无敌民兵》,内容是歌颂边区民兵英勇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骚扰。作品根据真实事件写成,但作了较多的艺术加工,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复杂的斗争形势。

  一般说来,这些剧作要比前面提到的直接脱胎于秧歌的那些作品篇幅长些,所包含的容量要宽广些,表演程式上也更为复杂多样。它们是在人们意识到秧歌剧这种体裁有时难以充分容纳所要表现的内容以后,逐步兴盛起来的。它们中间,有的主要从传统的地方戏曲汲取营养,个别作品连对话都十分接近传统戏曲的说白;有的则着重学习和运用民间的曲调,在戏剧结构上和近代的戏剧形式接近。

  但不管是哪一种,它们都是在新秧歌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扎根在群众之中的,又努力从民族的和民间的戏曲遗产中继承有用的东西:不仅在形式上如此,在内容上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内在联系。比如故事讲究有头有尾,都有交待;情节紧张,节奏快、起伏大。不少作品以“大团圆”的喜庆场面或者“大报仇”的悲壮情景作为全剧的高潮或者结尾;不同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的处理,而与传统剧目相似。这些,特别容易为农民观众所接受和喜爱。经过这段探索,终于逐步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歌剧。

  我国的歌剧本有悠久的历史,地方戏曲大多是歌剧或歌舞剧。“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文学的性质和内容发生变化,传统的戏曲形式和表现手法不再完全适用于现实的需要了。不断有人对于创造我国的新歌剧进行摸索。最早的有黎锦晖的《小小画家》,后来有聂耳、田汉的《扬子江暴风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在延安演出过《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等剧目。它们都更多地接受了西洋歌剧的形式和手法,没有能解决歌剧的民族化的课题。

  新秧歌运动的兴起,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一九四三年的春节秧歌演出后,有人就撰文指出:“我们渴望着中国新歌剧的诞生,但是很多的眼光不是放在西洋歌剧上,就是放在中国已经定型了的旧剧上。今天,我们也应该看看老百姓自己创造的歌舞剧的形态,它可以给我们多少启示啊!”(注:安波:《由鲁艺的秧歌创作谈到秧歌的前途》,《解放日报》1943年4月12日)后来的创作实践证明:新秧歌运动确实为我国的新歌剧的创作,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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