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斗争和文艺的新面貌(4)

思想斗争和文艺的新面貌(4)

　　首先，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反映解放区文艺创作成果的《人民文艺丛书》，汇集了一百七十七篇作品。据周扬统计：“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一〇一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四一篇。写工业农业生产的，一六篇。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七篇。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一二篇。”（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70、71页）其中，有许多作品是成功或比较成功的。

　　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在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邵子南的《地雷阵》塑造的英雄李勇形象也几乎是家喻户晓；马健翎的新秦腔《血泪仇》、《穷人恨》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重大教育作用；贺敬之等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战斗剧社的《刘胡兰》、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等，更是在群众中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些作品通过对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以及劳动生产题材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题材和主题的变化，表明文艺创作的发展；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的出现，也说明作家有了鲜明的革命立场和观点。

　　其次，随着新的主题的出现，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同在实际生活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作品中劳动人民是否作为主人公来加以表现这一问题十分重视。一九四四年，他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把这一问题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它“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

　　《讲话》以后的许多优秀作品，无不是以劳动人民作为主人公。小二黑和李有才，喜儿和刘胡兰，王贵与李香香，都从不同角度写了新的一代农民的成长。他（她）们不再象过去那样在作家笔下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即便是白毛女这样一个受尽地主压迫和摧残的人物，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坚决的斗争精神，充满了劳动人民要活下去、要报阶级仇的坚强意志。他（她）们真正作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出现在作品之中，作为被歌颂的对象来加以描写。

　　作品有力地表明了这些在旧社会受剥削和压迫的小人物，一旦获得了解放，他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就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自然，他们不是“神”，而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是在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来自群众，又代表群众。一般地说，作家们对这一点掌握是比较好的，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有的虽然表现了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更多的还是遵循了严格的现实主义，因此，作品的主人公大都可信可亲。

　　新的人民文艺还表现在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大众化的语言方面，和自己民族、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劳动人民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许许多多的精神财富，象秧歌、戏曲、民歌、小调、快板等等，这就为作家创造新鲜活泼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比如新秧歌就是学习边区民歌和民间秧歌的结果。

　　新歌剧《白毛女》也是在群众秧歌运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形式的歌剧，它取材于晋察冀边区的民间传说，采用北方农民朴素生动的口语和富有民歌风味的唱词，吸收民族戏曲和民歌的曲调，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气派和风格。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更是直接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创作的，两句一组，音节自然和谐，语言质朴，清新流畅，读起来琅琅上口，富有形象性。小说方面，有些作品直接用了人民群众熟悉的章回体形式，而象赵树理这样优秀的人民艺术家，虽然不直接用章回体，但他的小说语言通俗，情节曲折，故事有头有尾，人物描写生动自然，也都是吸取了古典小说和民间说书艺术的传统特点，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至于作品语言的大众化，赵树理更是优秀代表。周扬说：赵树理“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和中国固有小说传统的深刻联系；他在表现方法上，特别是语言形式上吸取了中国旧小说的许多长处。但是他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他的语言是群众的活的语言。他在文学创作上，不是墨守成规者，而是革新家，创造家。”（注：《论赵树理的创作》，《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这可以说是十分确当的评价。

　　解放区文艺在实践工农兵方向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偏差。在强调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同时，有时由于对政治理解得过于机械、过于狭窄，或者对文艺特征认识不足，因而曾经提出过要文艺配合各项中心工作、为宣传政策服务等简单化的要求，也出现过不顾作者具体条件只按需要分配创作任务等不尽恰当的做法。在强调文艺工作者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农民学习的同时，对小生产者思想的警惕有所放松，以致有些作品多少受到了这类思想习气的侵袭和影响。较多的作品艺术上则存在着不注意向外国文学借鉴的弱点。稍后，在东北解放区还曾对萧军进行过断章取义、不符事实、相当粗暴的批判。由于没有及时识别这些偏颇，并从中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的文艺工作曾经产生过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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