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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历史意义(4)


  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毛泽东同志又特意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是有原则区别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总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符合客观的生活真实的;违背人民利益、违反生活真实的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革命的文艺家,既应该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也应该有高度的勇气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也难免有发生错误的时候。因此,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正是用自己明确的语言,强调指明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性与文艺的真实性的完全一致,他说: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这段话对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防止把政治理解得过于狭隘、过于机械,《讲话》又特意说明文艺所应该服从的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里说的“一定革命时期”,是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是指这个历史时期革命斗争的总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从属于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需要,而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或某项具体工作任务。

  因为,正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事物发展规律和实际斗争需要,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是全党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行动纲领和奋斗目标。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革命文艺,只有为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毛泽东同志在阐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正是充分注意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的。他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

  如果以为政治上正确就可以不遵循艺术规律,那是一种极端幼稚糊涂因而也极端有害的想法。而且,艺术的特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它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渗透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艺术的独特性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形式,同样还在于它的内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因此,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并不只意味着政治内容找到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还要求艺术家从生活中熔炼出能体现自己的政治倾向、美学理想的艺术内容。

  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依据艺术的特殊规律去探求生活,把政治内容真正融化、渗透、改铸为艺术内容,而且这个过程又必须十分自然,来不得半点强制和做作。许多伟大作品都有着尖锐的深刻的政治内容,但这种政治内容又是按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要求来表现的,而不是机械的政治加形象,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给概念披上形象的外衣。

  正是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个深刻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可以说,重视文艺特征的思想,贯穿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各个部分。例如,他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应该把“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且“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他认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他还认为文艺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并且提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如此等等。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想是异常丰富而全面的。这些思想对于哺育我国革命文艺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相联系,《讲话》还阐释了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着重论述了两个批准的问题。

  列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注:《给阿·马·高尔基》,《列宁全集》第34卷第387页)。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应该发展”。他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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