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历史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历史意义(1)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跟国内外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同时，还对革命文化和文艺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注意。他的《新民主主义》等著作，在中国文化思想建设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的《讲话》，总结“五四”以来革命文艺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的实际状况，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讲话》中，给予最大注意并首先加以阐释的，是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从当时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抓住它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敏锐的洞察力。毛泽东同志指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早已解决了的”。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就十分赞赏某些进步作家对“下层等级”的“生活、命运、欢乐和痛苦”的描写，并誉他们为“时代的旗帜”（注：《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4页）。

　　八十年代，恩格斯非常关心反映工人运动的作品，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生活，“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注：《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一九〇五年，列宁写出了重要著作《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提出文学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他说：“这将是自由的文学，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650页）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同蔡特金谈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专业作家要“经常把工人和农民放在眼前”（注：《回忆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第912、916页），为他们创作真正伟大的艺术。在“五四”以后的中国，列宁和恩格斯一些论述虽然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就被介绍了过来，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解决。“五四”初年一些作家有过“平民文学”、“民众文学”等主张，后来更提出过文艺属于工农大众的口号，开展过多次大众化的讨论，反映了文艺工作者认识的逐步进展。

　　但最初所谓的“平民”、“民众”，实际上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理解为只是作品语言与表现形式的通俗化；革命作家虽也写过一些反映工农斗争生活的比较好的作品，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作家主观思想上的弱点，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并未真正提上日程。不少左翼作者“各方面都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但却错误地把这些思想感情认做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注：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

　　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许多问题，正是“五四”以来这些弱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同志根据列宁主义的原则，强调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明确具体的说明：

　　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毛泽东同志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这四种人服务”，其中又着重强调了“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正是无产阶级文艺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的重要标志。“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不能写其他人（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8页）。在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不同，参加革命的阶级力量不同，文艺服务对象的范围就会有新的变化，除了工农兵之外，凡是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分子，都应当是文艺的服务对象、工作对象；至于描写对象，当然更不应该有什么限制。

　　但是，我们“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劳动人民。”（注：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8页）可以说，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这是毛泽东同志历来考虑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讲新文化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00页）。一九四〇年，他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6、668页）。

　　在《讲话》中，这种思想更象红线一样鲜明地贯穿在《引言》与《结论》的各个部分，构成了文艺办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完整明确的纲领。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他解决普及与提高关系的问题，就是完全着眼于人民大众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广大工农兵特别是农民群众由于长期受着剥削阶级的统治，受着封建迷信、愚昧无知以及各种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束缚，他们迫切要求文化上翻身，思想上解放，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要求得到所急需的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鼓舞革命热情和胜利信心，同心同德地跟敌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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