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艺界的整风(2)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艺界的整风(2)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就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的文艺队伍是革命的，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斗争，并且遭受过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和摧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从国统区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怀着满腔热血，背负民族希望，有的随军深入敌后，有的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农民和士兵中间，通过实际革命工作，初步实现了“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工人农民的结合”，写出了不少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好作品，达到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目的。

　　但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存在的固有弱点，使得革命文艺运动存在着一些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到了适当的时机，这些问题便会明显地暴露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必须经过长期的磨炼才能解决。尽管“抗战期间，由于客观实际的要求与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很多人到前方去过，那也可以说成了一种运动。

　　然而那时大家只有朦胧的为抗战服务的观念，缺乏明确地为工农兵并如何去为他们的认识，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投笔从戎，不过是到前方去收集材料，回来好写自己的作品。”（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此外，也还有少数文艺工作者虽然来到延安，却从未走到工农兵中间去。这样，到了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于根据地物质生活的极端困难，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就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同工农群众及其干部产生“磨擦”，在思想领域内跟无产阶级发生矛盾，使文艺界“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现象和尖锐的斗争。

　　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某种混乱，文艺队伍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严重，主要表现在当时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用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平均主义等小资产阶级观点来观察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他们适应不了严密的组织纪律，不习惯于革命的集中领导，抱怨艰苦的物质条件，夸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对延安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表露了一定的不满。他们有时忘记了“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认为“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笼统地提出要“暴露”延安的“黑暗”，以致分不清敌我的界限，错误地用只能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革命队伍内部。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讽刺和暴露时所说的，“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如果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属于“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的，这是必须暴露的真正的黑暗。如果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的，就“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

　　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讽刺，“必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不注意区分不同矛盾甚至混淆敌我界限的结果，就会导致讽刺的乱用。当时延安街头出现的墙报《轻骑队》以及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某些杂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问题。后来，《轻骑队》编委向领导机关和文艺界负责人“征询意见”时，朱德同志就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责”（注：《〈轻骑队〉将改变编辑方针》，《解放日报》1942年4月13日）。

　　在文艺创作方面，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艺界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作家因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兵“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就造成了创作上的一种病态与偏颇。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同盟者，是文学艺术服务的对象，作家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正确反映他们在党教育培养下的成长过程，描写他们的斗争事迹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但当时的一些作家不是这样，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他们“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周扬后来在回顾时，曾经对这种状况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说明：“拿这一类作品来说，他们写了些什么呢？写得最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物，这些人物正是和作者同一精神血缘的人们。这些人物忍受着生活和斗争的磨炼，感到了自己和周围现实的精神裂痕，即便是些微的裂痕也罢。他们喜爱幻想，追求温暖，不耐寂寞，他们总觉得自己对，而且要强，却又意识到自己的无力。

　　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或也原是企图轻轻鞭挞他们一下的，但由于自己和他们的精神血缘的关系，以及因而唤起的一种心理上的共鸣，就不禁对他们倾泻了无限的同情，姑息了他们的短处，不知不觉反将责任推到新生活环境与革命的集体身上了。”（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日）有些作家虽然也描写工农兵，表示爱工农兵，但由于对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有时则是为了“猎奇”，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了“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

　　正如有的作家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所说：“我们很少考虑文艺如何为人民的问题。如果偶而想到这个问题，有一个办法可以安慰自己：‘延安的人不爱看咱们的作品，没关系，咱们在重庆、桂林还有知音，还有同行，咱们写了，他们一定会看的’。”（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疆日报》1957年5月23日）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相当地或严重地轻视了普及和忽视了普及”，“不适当地太强强了提高”，或者“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

　　由于对过去的文学作品未能较好地有分析地对待，“名著选读”课中讲《安娜·卡列尼娜》以后，“安娜成了女孩子们的偶像，有些女同学就学她穿黑色的衣服”（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疆日报》1957年5月23日）。这种脱离实际、片面强调提高的状况，不只是一个学校教育上的问题，而是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艺术和戏剧团体一度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有的剧院虽也演出反映延安日常生活的戏，但内容大多表现“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及某些意识的病态现象”（注：《解放日报》，1942年3月31日），招致观众的不满和批评。整个说来，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春天，延安文艺界反映抗日战争、反映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作品是很少的，作家思想感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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