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表现抗日题材的小说(2)

表现抗日题材的小说(2)

　　中篇《牛全德与红萝卜》同样写了农村出身的人物在抗日战争中的变化。牛全德长期在旧军队中当过兵，他爽浪、讲义气，却沾染了严重的流氓无产者习气；外号“红萝卜”的王春富，是他同村的一个老实、胆小的自耕农；两个人在县城沦陷后同时参加了共产党影响下的一支抗日游击队，形成了性格上的鲜明对比和尖锐矛盾。但正如作者所说，这个中篇’决不仅止于刻划性格，它的主题是表现旧时代的江湖义气向新时代的革命责任感的渐渐转移，伟大的同志爱终于淹没了个人的恩仇。”（注：姚雪垠：《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及其他》，见怀正文化社1947年5月出版的《牛全德与红萝卜》第二版）牛全德尽管原先对“红萝卜”积有私怨，但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深明大义，不仅保护了同志，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的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生动，结构和谐；经修改后，主要人物思想性格的转变过程显得更为细致合理。它与《差半车麦秸》一起，都是作者自觉地实践文艺大众化方向的可喜收获。姚雪垠在这一时期还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金千里》）、《新苗》（《夏光明》）等长篇，大多反映抗战爆发后的青年运动，有的还以少年儿童为主角，表现了民族苦难时代年轻一辈的救国热情。其中《春暖花开的时候》虽然只完成了第一部，却在比较广阔的前景上，写出了台儿庄战役前后大别山下一个青年抗敌工作讲习班的活动，较为真实地表现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腐败，地方封建恶势力的猖獗，以及特务统治网的绵密黑暗，这一切扼杀着抗日救国的生机。

　　作品中有不少心理描写和写景抒情颇富匠心。但作者笔黑过多地集中于青年人爱情的生活，有时流于“抗战加恋爱”的俗套，加之“且写且排，病在急就”（注：姚雪垠：《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三分册书前《致读者》，1944年10月），不及细加斟酌，显得过于仓促粗糙。姚雪垠的创作后来有较大的发展。

　　在反映战时农民生活方面，另一个有显著成绩的作家是艾芜。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比较熟悉，而且感情较深，因此抗战后便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人民这一抗日的主要力量方面。除中篇《江上行》写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变化外，短篇集《秋收》及收在《荒地》中的部分短篇，都热情洋溢地表现了战争在人民生活和性格上所引起的变化。

　　《秋收》与《纺车复活的时候》两个短篇在发表的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前者写驻扎在一个村庄中养伤的一队士兵在他们副官的带领下帮助老乡收割稻子的故事。作者没有拔高国民党士兵帮助群众的行动，描写真实，有分寸；而且，抗属姜大嫂一家对这些过去没有好名声的“粮子”看法的转变，也写得具体、细微，富于生活实感。小说生动真切地表现了全国抗日高潮影响下国统区军民关系的某种变化，这是反映了生活真实并具有鼓舞军民团结抗日的作用的。

　　但是，那个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动员士兵帮助老百姓的原因没有写出来（这在当时可能受发表条件的限制），却容易导致读者产生对国民党军队阶级本质的模糊认识。后者写战时洋货倾销暂时停止后农村手工业一度复兴的情景。小说中一群农村少女，有的心高好胜，有的沉着朴实，各有性格特色，她们共有的勤劳、活泼和来自生产实践的聪明才智，有力地渲染出战时农村某种兴旺景象。但作品没有直接点明战争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也没有一点关于阶级矛盾的描写，因此多少有些田园牧歌风味。

　　除了上述两篇较有影响的作品以外，《春天的原野》中在日寇屠刀面前威武不屈的农民游击队员满天星，《受难者》中与投敌丈夫决裂的普通农妇尹七嫂，都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些短篇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和抗战初期社会生活中欣欣向荣的气象，在艺术上保持着作者惯有的人物描写生动、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风格清新的特色。但因作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抗战形势，笔触未能深入到错综复杂的抗战现实中去。

　　《荒地》集里大部分作品开始转向暴露国统区现实中的种种黑暗现象。作者说：“不幸写这些短篇的时候，无边无际的这种荒凉的景色，总围绕在我的周遭，仿佛自己的影子似的，简直没法叫它退开……我要把周遭的荆棘、茅草、刺藤，尽量拔去。”（注：《荒地》集前《序言》，作于1941年11月12日）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到，作者对抗战现实的观察已日趋人面。但这些作品大多停留在一些表面黑暗现象的揭露上，描写也比料琐悄，与这个时期许多以暴露讽刺见长的作家作品比较，有着一定的差距。

　　在表现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还有吴组缃的长篇小说《鸭嘴崂》（后改名《山洪》）。这部作品以抗战初期的皖南农村为背景，刻划了青年农民章三官的质朴、倔强、粗野的性格，写出他逐步克服落后意识、投入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作品开始时，章三官便和在阶级压迫中逆来顺受的他的大哥和奶奶不同，凡事不卖保长的账，对这个地头蛇十分鄙视。

　　在对待日寇侵略是主和还是主战的重大问题上，他反对保长的和平妥协的主张，坚持中国人要“争口气”，是一个主战派。他对保长和日寇的这种态度固然反映出他争强好胜的倔强性格，却更显示了他的自发的阶级意识和朴素的爱国心。但是，章三官由这个思想起点到投入抗战尚有一个不小的距离。他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自己劳动力很强，有多种谋生的技能，经济上并不算最贫苦的。因此在战争中要抛弃这样的生活上前线是不容易的。他曾一度想离家出走躲避抽壮丁，只在后来当战火烧到了他的家乡，不反抗日军侵略便无法保卫家乡和土地的时候，他才经过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的启发，决定参加抗日队伍。

　　作品深入到章三官的内心世界，通过细密的描写，合乎现实生活和性格逻辑地写出了章三官的转变和成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对于地方顽固势力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和他们对战争所持的消极态度也作了揭露。由于作者熟悉皖南农村各阶级、阶层人们的的心理、风习和生活，加以成功地运用方言，因而展现出乡土气息浓郁的画面。

　　但作者当时生活在大后方，对于战时皖南农村的变化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不够了解，缺乏第一手的生活材料，加以写作后半部分时，因故多次中断，“耽搁日久，情思不属”（注：吴组缃：《赘言》，见1943年3月时与潮印刷所出版的《鸭嘴崂》第一版），因而作品的后半部在揭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上不够饱满充分，结构前后不够匀称，尤其是关于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描写缺乏真实的生活内容，显得比较贫乏、无力。作者本时期还写过几个短篇。（铁闷子）一篇写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几个在部队中搞宣传工作的文化人乘坐“铁闷子”——一种装货物的车箱撤退途中所遇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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