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夏衍等作家的剧作

夏衍等作家的剧作(1)

　　抗战前期，除涌现出大量独幕剧、街头剧等小型剧作外，为全民抗战热潮所鼓舞的剧作家们，还创作了相当数量反映军民团结抗日、暴露日寇汉奸罪行的多幕剧。这些剧作大多洋溢着爱国热情，起到了宣传抗日的进步作用，但也存在着以空洞的呼喊和廉价的乐观代替真实戏剧冲突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级，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日渐暴露，剧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日渐加深，剧作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也有所提高。

　　这时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开始在比较广阔的画面上从多种角度反映抗战的现实生活，揭露国统区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并注意揭示这些现实状况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的剧烈变化。但由于抗日文艺运动在国统区遭到阻碍和迫害，写作和演出不自由，禁忌重重，某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出现了对现实斗争回避或“躲躲闪闪”（注：茅盾：《为诗人打气》，1945年作，收《茅盾文集》第10卷）的现象。

　　夏衍，1900年生，浙江杭州人，他是抗战前期影响较大的剧作家之一。三十年代初期，他就参预了左翼戏剧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剧本创作则开始于一九三四年。最早的独幕剧有《都会的一角》。一九三六年四月写的“讽喻史剧”《赛金花》，是他发表的第一部多幕剧。作者自述此剧的创作意图，是“想画一幅以庚子事变为背景的奴才群像”，“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注：夏衍：《历史与讽喻》，载1936年《文学界》创刊号）剧本以妓女赛金花的活动为线索，对清政府上层统治者李鸿章、孙家鼐、魏邦贤之流的反动腐朽和卑鄙无耻进行了鞭打，借历史题材对现实作了讽喻，因而曾遭到国民党禁演。女主人公赛金花，原也置于讽嘲的“焦点之内”，但由于作者对她“同情”较多，认为她“多少的保留着一些人性”（注：夏衍：《历史与讽喻》，载1936年《文学界》创刊号），实际落笔时对她不无赞颂。剧本对义和团的革命历史作用，也缺少正确的较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对《赛金花》一剧的毛病，鲁迅曾经在《“这也是生活”……》中有所批评。

　　一九三六年冬，夏衍创作的第二部多幕历史剧《秋瑾传》（初次发表时名《自由魂》），则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比《赛金花》有明显的进步。这个剧本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女英雄秋瑾的壮烈事迹为题材，真实地表现了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对她缺乏警惕和不懂革命策略的弱点也有批评。与此同时，更无情地鞭挞了媚外残内的清朝统治者和汉奸走狗。剧本的戏剧冲突比较集中，主人公的性格刻划比较明朗突出；作者后来形成的简洁、素淡的风格特色，在这部剧作中也初露端倪。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夏衍开始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三幕剧《上海屋檐下》。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不久，抗日统一战线处在酝酿之中，国民党政府被迫有条件释放一批长期关押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政治犯。一些革命者经营救陆续出狱，他们中间有些悲欢离合的故事触动了作者，使他写出了这部一度名为《重逢》的剧作。在这个剧本中，作者认真地“用严谨的现实主义去写作”（注：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剧本》1957年4月号），有意识地在人物性格刻划和环境描写等方面下功夫，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反映这个大的时代，让当时的观众听到些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注：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剧本》1957年4月号）。

　　剧本通过一座弄堂房子里五户人家的一天经历，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抗战爆发前夕上海小市民的痛苦生活。在这黄梅天一样晴雨不定、郁闷阴晦的政治气候中，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沦落风尘的弃妇施小宝，被流氓逼迫去卖淫，她想挣扎，然而四顾无援，终于跳不出邪恶势力的魔掌。老报贩“李陵碑”孑然一身，他的独生子在“一二八”战事中参军牺牲，使他孤苦无依，精神错乱，成天哼着“盼娇儿，不由人，珠泪双流……”，酗酒解愁。

　　失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正陷于贫病交困中，偏巧这时辛辛苦苦培植他到大学毕业的老父亲从乡下来了。老父亲满以为这个自幼就被诩为“天才”的儿子，早在上海有了“出息”，实际上“天才在亭子间里面”。儿子儿媳企图用借债、典当把窘状隐瞒过去，强颜欢笑，谁知老父亲耳聋心不聋，私下发觉了实情，立刻托故回乡，临走还把自己最后一点血汗钱，偷偷留给了小孙子。小学教师赵振宇安贫乐命，与世无争，可他的妻子却愁穷哭苦，唠唠叨叨，为讨菜贩的一点小便宜竟至连蒙带唬，关门抵拒。

　　作为剧中主线的，是二房东林志成、杨彩玉一家的故事。林志成是一个工厂中的下级职员，他不仅由于做着亦“牛”亦“狗”的工作而整天耽忧、赌气，更由于被监禁十年、久无消息的匡复的突然归来，使他禁不住良心的谴责。匡复是革命者，是林志成的好友，是杨彩玉的丈夫和葆珍的生身之父。长期的牢狱生活损害了他身体的健康，而眼前的尴尬局面又给了他意外的苦楚和酸辛。

　　彩玉过去是同情革命的少女，为同匡复结合而脱离家庭，可匡复被捕后，孤苦、贫穷的磨难逼得她退却了，她在误以为匡复已经遭难的情况下与林志成结合，变成一个小心翼翼随顺夫权的家庭主妇，生活的奴隶，尽管她的感情还在前夫与后夫之间痛苦的挣扎着……剧本借助于戏剧冲突所表现的人物这种种生活处境和精神面貌。无一不是与那个社会密切相关的，无一不是那个黄梅天一样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政治气候带来的结果。正是通过人物的不幸命运，剧作对当时的黑暗社会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提出了深沉强烈的控诉。

　　作者对这群人物的未来还是抱着希望和信心的。他把希望寄托在葆珍等“小先生”身上。孩子们高唱《勇敢的小娃娃》歌，朝气蓬勃，表达了“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的决心。这歌声促使匡复重新振作起来，毅然出走。他声称，这“决不是消极的逃避”，并鼓励朋友们“勇敢地活下去！”他终于是一个革命者，用革命的理想克服了个人生活上的伤痛，走上“救国家”的人生大道。——舞台上从远处轰轰然响起惊雷之声，预示着令人沉闷的黄梅天即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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