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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抗日作品的涌现(2)


  戏剧是抗战初期有力的文艺宣传武器,其中街头剧、活报剧和独幕剧尤为活跃。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宣传抗日、动员群众的需要,以及大城市的相继沦陷,原来以城市的剧场和舞台为中心,以市民、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戏剧运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进步的戏剧工作者提出了戏剧运动的新方向,强调组织戏剧的“游击战”和“散兵战”;大批戏剧工作者组成了流动演剧队,走向广大的农村、内地和抗日前线。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使戏剧创作的内容与形式,适合战争环境和流动演出的需要,首先必须实行不型化和通俗化。

  于是大量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应运而生,连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也风行一时。它们大都以表现当前抗日斗争为主题,采用简短通俗的表演形式,包括对旧形式广泛地予以利用,戏剧创作上这些新的变化,对于克服长期存在的戏剧观众的面比较狭窄,题材和内容比较单一的缺点,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一九三六年前后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曾经产生了一批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短剧,它们在抗战初期仍然广为演出。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抗战初期影响最为广泛,演出十分普遍的一个剧目。它由集体创作,并在演出中不断得到补充和丰富。剧本描写了父女两人,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家乡,“中国兵说是受了什么不准抵抗的命令,都撤退了”,他们被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靠卖艺为生。剧作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造成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况,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出了强烈的控诉。剧中父女两人的遭遇,在战争初期具有广泛的概括意义,容易激起观众的感情共鸣和民族义愤,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在表演艺术上它采取了灵活了形式,如让演员混杂在观众中间等,使戏剧效果更为逼真。有些流动演剧队,一日之内连演数场,盛况不衰。当时被戏剧界合称为“好一计鞭子”的三个剧作中的另外两个——《三江好》、《最后一计》,在初期也颇为流行。此外,夏衍的《咱们要反攻》、沈西苓的《在烽火中》、凌鹤的《火海中的孤军》、李增援的《盲哑恨》、荒煤的《打鬼子去》、尤兢(于令)的《省一粒子弹》等,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较为优秀的短剧。初期涌现的大量短剧,较多以正面表现抗日战争为题材,描写军民的英勇抗战,暴露敌人的残杀行为,揭穿汉奸的阴谋诡计和倾诉人民的乱离之苦。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单纯,人物塑造未能深刻,公式化的倾向在很大一部分剧本里都比较明显。

  这些短剧的作者以流动演出团体的成员为主,而且大多未留下剧本。其中有文字材料的,据统计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为止,仅独幕剧为主的剧本,即达一百四十二种(注:据葛一虹《战时演剧论》附录《抗战剧作编目》统计)。大量的街头剧、活报剧等还不在统计之内。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全国各地举办的第一届戏剧节,仅重庆一地,就动员戏剧演员千余人,组成二十五个演剧队上街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些自编自演的剧本,几乎都没有留下文字材料。

  抗战初期在延安也涌现出一批抗日戏剧作品,据统计,一九三九年以前,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就创作和演出比较成功的各种戏剧三十种以上(注:“鲁迅艺术学院”是最初创办时的名称,一九三九年以后从延安北门外搬到桥儿沟,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这里所引资料采自沙可夫《鲁迅艺术学院创立一周年》一文,载《新中华报》第28号),包括独幕剧、活报剧、小歌剧和改编旧剧等多种形式,其中象王震之的《流寇队长》,李伯钊、向偶的《农村曲》,冼星海、震之的《军民进行曲》等,热烈地歌颂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人新事,描绘了军民的鱼水之情,塑造了新一代的人物形象,与国统区戏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值得注意的,还有初期出现的集体创作形式,这是戏剧创作上的新动向。其中最著名的是《保卫芦沟桥》,这个剧本在芦沟桥事变后数日内,即由夏衍、于伶等二十余人集体创作并演出,由洪深、唐槐秋等十余人组成导演团,八月七日起动员了近百名戏剧电影界的主要演员参加演出,盛况空前、影响很大。

  它揭开了抗战戏剧的序幕。全剧气势宏伟,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精神。剧本着重在气氛的渲染,对于人物的塑造不够注意。这种戏剧的集体创作形式,适合于及时反映抗日现实的需要,在延安有周扬、沙可夫等的《血祭上海》,在广州有夏衍等的《黄花岗》,在西安有萧红、端木蕻良等的《突击》,在武汉有罗荪、锡金等的《台儿庄》和崔嵬、王震之等的《八百壮士》,一时成为风尚。

  武汉失陷前后,由于抗日形势的变化,戏剧创作在题材上有所开拓,不再局限于直接描写战争的壮烈场面,出现了象陈白尘的《魔窟》、宋之的的《微尘》、洪深的《米》、吴天的《孤岛三重奏》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抗日现实的戏剧作品。它们或暴露敌伪魔爪统治下的黑暗,或表现国统区的丑恶的现实生活,同样都饱含着作者深切的民放义愤。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统区戏剧活动中心又逐渐地移向大后方的剧场,于是多幕剧的创作大大增加;战争初期一度大量涌现的小型化、通俗化戏剧作品则相对地减少。但是,在国统区的演剧队等流动演出团体,特别是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小型化的抗日戏剧仍然广泛流行。

  在诗歌创作上,与短剧、报告文学的流行相似,短诗占据了抗战初期诗歌的主要地位。由于诗歌能够比较直捷地表达作者的抗日激情,因此战争初期,人们纷纷以写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服务于抗日斗争,其中大量的是青年作者,也有长期未写诗或从未写过诗的作家。王统照在战争爆发的数月内,连续在《烽火》(一、二期名《呐喊》)等刊物上,发表了《上海战歌》、《徐家汇所见》等短诗,真实地描绘出战争初期的景象,在血与火的交织中蕴蓄着深切的民族义愤。艾芜写了《我怀念宝山的原野》,靳以写了《火中的孤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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