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民族解放族帜下的文艺运动与思想斗争(2)

在民族解放族帜下的文艺运动与思想斗争(2)

　　“文协”还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等活动，推动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创办，至一九四六年五月终刊，先后出版七十一期，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对于推动抗日文艺活动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郭沫若在纪念“文协”五周年时说：

　　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门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注：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收入《沸羹集》）。

　　“文协”为民族解放战争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在成立“文协”的同时，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于同年四月在武汉创建。在当时担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同志和“第三厅”中共特别支部的直接领导下，“第三厅”将各地流亡到武汉的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团体组织起来，开展广泛的抗日文艺活动，进行各种街头宣传和文艺演出，组织战地巡回演出，举办各种讲演会和战地文化供应等，形成了战争初期生气蓬勃的文艺活动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演剧队的组织和活动。

　　一九三八年八月，“第三厅”将各地来武汉的救亡戏剧团体和文艺工作者，以上海的救亡演剧队为骨干，组成九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第三厅”改组后，它们合并为十个队，改称“抗敌演剧宣传队”），一个孩子剧团和电影放映队等，出发去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进行抗日的文艺宣传。在出发时，“第三厅”为他们规定了艺术工作者信条五项：

　　一、五辈艺术工作者，以抗战建国之目的结成此铁的文化队伍，便当随时随地提高政治军事的认识与训练；为此伟大目的之实现而奋斗，一刻不容稍解。

　　二、吾辈当知技术之良窳，直接影响宣传之效果。故当从工作中竭力磨练本身技术，使艺术水平因抗战之持久而愈益提高。

　　三、吾辈艺术工作者不仅以言语文字或其他形象接近大众，尤当直接以身为教；盖艺术风格与艺术家之人格为不可分，抗战艺术运动尤然，要求每一工作者皆为刻苦耐劳沉毅果敢之民族斗士；沉毅故能持久，果敢故能成功。

　　四、吾辈艺术工作者的全部努力，以广大抗战军民为对象，因而艺术大众化，成为迫切之课题。必须充分忠实于大众之理解、趣味，特别是其苦痛和要求，艺术才能真正成为唤起大众、组织大众的武器。

　　五、吾辈艺术工作者应知协同一致，为达成战斗目的之要素，艺术工作亦然。不仅一艺术集团内应协同一致，同时应集中艺术战线之各兵种于重要之一点，使能发挥无限之力量，收到伟大之成果。

　　演剧队在武汉成立时，周恩来同志亲自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政治报告，指示在团队中建立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也始终关注着这支分散在全国各地，坚持抗日民主宣传的文艺队伍。演剧队的活动持续了十一年，足迹遍及全国。

　　在前进的过程中，有个别团队曾经走过弯路，但大部分团队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改编、淘汰、掺杂和分化之后，仍然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坚持文艺的演出和斗争，在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团队曾经全队长期的遭受国民党政府的禁闭，还有一些队员如著名的戏剧工作者、原左翼戏剧家联盟书记刘保罗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陷后，日本侵略者逐渐地停止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性进攻，将其主要军事力量转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民主根据的战场。同时，又加紧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43页）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区开始限制与取缔各种抗日活动，对一切主张坚决抗日的进步人士，首先和主要地是共产党人，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又连续制造大规模的反共高潮，特别是一九四一年一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破坏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对于国统区抗日的进步的文艺活动，他们采取种种限制和镇压的反动措施。

　　为了加紧文化统制而成立的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其网点遍布全国。有的抗日文艺团体被强令改组或解散，有的革命文艺工作者被关进集中营（如冯雪峰），甚至惨遭杀害。一度蓬勃兴起的国统区抗日文艺活动，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根据党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包括少部分演剧队）陆续移转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一年春还有一批转移到香港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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