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他作家作品(3)

其他作家作品(3)

　　在他的笔下，边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风习、人物心性无不美好；无论贫富军民，一律淳朴善良。即使生活中有一些不幸，也皆由偶然或误会所生，而人们也毫不惊骇。整个作品充满一种牧歌情调。这部中篇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关于当地人民的传统生活风习也能写得优美动人，艺术上别具一格，因而受到一些读者的称道。在他的小说中，也有一些描绘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的，偶或出现革命者的形象，如《大小阮》、《过岭者》；或者比较真实地反映贫困者的挣扎，如《生存》；或者揭露反动势力的腐败，如《顾问官》、《失业》，都是他作品中较有思想意义的部分。

　　但就沈从文创作的基本倾向而言，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即或接触到了，也加以冲淡调和。作家对于生活和笔下的人物采取旁观的、猎奇的态度；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缺少愤怒，从而影响了作品的思想艺术力量。后来，他还写了一些取材神话、传说的作品，赞扬抽象神秘的原始的生命力，缺少现实的社会意义。他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社会变化既异常剧烈，我的生活工作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思想又保守凝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注：《选集题记》）其中确实包含了一些重要的经验与体会。

　　曾经以小说《终条山的传说》被鲁迅所称道过的李健吾，这一时期虽然继续写了一些小说，但主要却是戏剧。独幕剧《母亲的梦》写的是军阀内战所加于人民的灾害，剧本较生动的写出了人民对于军阀内战的控诉。《梁允达》写了军阀驻军串同土豪贩卖鸦片的勾当，多少画出了当时生活环境的一些真实面貌。三幕剧《这不过是春天》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剧情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北京，警察厅长奉命捉拿从南方来的革命党人，但那位革命者原是厅长夫人的老友，正住在厅长的家里，事被密探发觉，厅长夫人买通密探，放走了革命者。这个剧本时代背景鲜明，戏剧冲突尖锐，在勾勒反动的警察机构中厅长、秘书、密探等人性格的卑劣和机诈，以及厅长夫人的内心寂寞等方面，都写得比较生动真实。对话机智流畅。

　　但作者并未正面写革命者与反动政权之间的矛盾，而把主要力量用在爱情纠葛的线索上，这对于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的描绘虽有所帮助，但在情节开展中却损害了那个革命者的形象。他不只居非其所，而且在言行上也与一个革命者的行为很不协调，使这部作品有了很严重的缺陷。李健吾在抗战初期参加上海剧艺社工作，以后还写过不少剧本。和沈从文相似，李健吾的作品同样更着重于艺术表现上的追求，他的成就主要也在这个方面。

　　三十年代中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骆驼帅》等刊物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大多是在北平、天津一带求学或者教书的文学青年，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对于作品艺术形式的探索怀着浓厚的兴趣，相比之下，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最初就不是那么重视了。他们中间，除诗歌和散文方面的何其芳、李广田、卡之琳外，在小说方面，是肖乾。他最初的作品，收入《篱下集》、《栗子》等。肖乾喜欢通过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间的不平和不幸，给作品染上更多的忧郁（《篱下》、《放逐》）。

　　有的直接描写劳动者的生活，也写到了他们的痛苦。不过，作者着眼的是他们独特的性格，而不是酿成悲剧的社会原因（《印子车的命运》、《花子与老黄》）。有的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毒化中国人民和教会内部的腐败（《皈依》、《昙》），这些在新文学创作中是不常见到的。《栗子》是作者目睹了“一二九”学生的爱国示威和反动当局的血腥镇压之后写成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震撼全国的政治事件，激愤已经取代了原先闪现在他的小说中的那种忧郁。

　　写于抗战爆发前夕的长篇《梦之谷》，叙述一对青年男女的缠绵的爱情故事，社会内容比较单薄。芦焚（师陀）的创作倾向，也与这些作家相近。他的《里门拾记》反映了故乡河南的生活：“绅士和老爷”的横行，“老实的庄稼汉子”的受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作者善于描摹世态，刻划风习，而时复带着揶揄的口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这在后出的《谷》、《落日光》、《野鸟集》等作品里有更显著的发展。其中的《谷》，以其“糅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获得了《大公报》的文艺奖金。

　　在这个时期里，文学创作有一个显著的发展。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新文学的开拓者，继续以旺盛的创造力写出新的作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也一批一批地进入文坛。左翼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步克服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时期的一些幼稚倾向，其他作家也在思想上艺术上坚持不懈地作着严肃的努力。

　　当然，从新文学队伍中，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都有分化出来、落荒而逃的分子；但这并不能阻碍新文学前进的步伐。由“五四”文学革命启其端的新文学，就是这样地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三十年代，迎接新的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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