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张天翼、艾芜等作家的小说创作(2)

张天翼、艾芜等作家的小说创作(2)

　　《夜工》描写落第秀才依靠女儿为生，她为了养活全家，被迫卖淫，却谎称上“夜工”。事情被发现后，父亲认为有辱家门，把她打伤了，内心却很难过。没有收入集子的短篇《集成四公》，刻划骄横凶狠的地主，在得知农民揭竿而起时，惊慌得不知所措。对于这类人物的外强中干，写得入木三分。作家将剥削者压迫者的丑态揭露出来，加以嘲弄，但写得比较含蓄，主要不是依靠夸张，而是揭示出事件本身的矛盾所在，因而具有内在的讽刺力量。他写的小说题材不同，表现方式多样，注意构思和剪裁，而且都有严肃的思想意义。抗战爆发后，蒋牧良主要从事新闻报导工作。

　　当时相当活跃而又享有盛名的作家还有丁玲。丁玲出身没落士绅家庭，早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五四”以后多种思潮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的秋，在彷徨苦闷中开始写作小说。她后来概括自己进入创作生涯时的思想状态是：“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上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注：丁玲：《一个真实的人的一生》，《人民文学》三卷二期）这种思想情绪在她初期作品中留有明显的印记。丁玲最初引起注意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初。其中描写的莎菲，是一个在“五四”浪潮中冲出封建家庭的叛逆女性，她痛恨和蔑视周围的一切，却没有找到正确的反抗道路。她将“个性解放”的要求和自己的全部生活目的混同起来，错误地理解为应当“享有我的一切”。这种没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使莎菲堕入自我毁灭的绝境。小说曾在一部分由于大革命失败而彷徨歧途的知识分子中间激起过共鸣。后来收入短篇集《在黑暗中》的其它各篇，大多也弥漫着比较低沉的情调。

　　一九三〇年前后，由于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又得到“左联”的直接帮助，丁玲的创作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注：丁玲曾经写过两篇题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的小说，此外所指的是第一篇）写的是知识青年美琳为蓬勃展开的革命形势所吸引，毅然抛弃庸俗的生活和爱情，在实际斗争中发现了新生的喜悦。小说的视野较前开阔，色彩也较前明朗。写于一九三一年秋的中篇《水》，以该年震动全国的十六省大水灾为背景，反映了湖南地区农民在空前的天灾面前，更加认清阶级矛盾、思想迅速变化的现实，暗示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实际上乃是比汹涌的洪水更大的祸患。

　　这篇小说以主题的战斗性和题材的现实性，受到读者的好评，发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此后，丁玲还写了一些短篇：《消息》刻划一群工人家属盼望革命队伍胜利的迫切心情：“要他们早些来！”《奔》通过几个农民在农村中无以为生、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的遭遇，从侧面反映出城乡经济面临崩溃的严重局面，烘托革命形势的高涨。艺术上也有新的进步。此外，写于一九三一年的《田家冲》，虽然在主题安排上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通过复杂的生活，塑造了几个富有性格的人物，象幺妹、大哥和三小姐，都写得生动活跃，有血有肉，便连着墨不多的姐姐和小哥，也各有特点。小说对当时那种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作风，实际上是有力的否定与冲击。丁玲的创作在以后的更重大的发展。

　　创作比张天翼他们开始得早些，在这个时期以新的成就受到文坛注意的，有魏金枝、彭家煌等人。他们都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始写作的。魏金枝（1900—1972）以《奶妈》、《白旗手》等作品见称于时。

　　《奶妈》从侧面描写一个艰苦斗争和英勇牺牲的女革命者的形象，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后残酷的阶级斗争，并对于那些失业后过着“没有纪律的颓败的生活”的小市民们也有所批判。《白旗手》写一群招来的新兵不安于“豸虫”般的生活而终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对于这些新兵们的生活和心理作了比较细致的描绘。作风略近于魏金枝的是彭家煌（？—1933），他有《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喜讯》等短篇集，在细腻简洁的笔触下流露出作者对世事的愤懑和抗议。《贼》画出了某些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和冷酷无情的灵魂。

　　《奔丧》写的是农村破败和荒凉的景象。《喜讯》一篇，则通过拔老爹盼望儿子，而他得到的“喜讯”却是儿子在外因为“政治嫌疑”被判十年徒刑的故事，对时代的血腥恐怖作了侧面的反映。他的小说题材多样，由于大多来自亲身的经验或者实际的观察，写得真实动人，而且结构自然，文字朴素，给人以亲切之感。魏金枝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作品不多，而写作勤奋的彭家煌又过早去世：这些都限制他们获得更多的成就。但他们的作品同样反映出左翼作家沿着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摸索前进的步伐。

　　比张天翼等人稍后出现，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是艾芜和沙汀。他们在开始文学活动之后，曾经联名给鲁迅写信，请教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鲁迅那封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就是对他们的答复。可以说艾芜和沙汀是在鲁迅的关心下，遵照鲁迅的教诲而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

　　艾芜，原名汤道耕，出生于四川新繁县一个乡村小学教师的家庭。五四运动爆发时，艾芜还是一个小学生，但他自述：五四“给我的影响是不小的”，“总是捧着《新潮》、《新青年》以及《少年中国》来读，能懂多少就懂多少，不管白费多少力量”（注：《艾芜短篇小说选·序》）。一九二五年，由于不满守旧的学校教育和反抗封建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从“劳工神圣”的信念出发，决心“凭我的双手、我的劳力走到世界上去”，“坦然接受着一个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注：《艾芜短篇小说选·序》）。从此，在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艾芜漂泊于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在社会底层过着自食其力的贫困生活。

　　一九三一年春，因为参加缅甸的革命运动，被英帝国主义遣送回国。在国内，他怀着把他“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绘了出来”的决心，开始从事创作（注：《南行记·序》）。这些经历，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领域。把我国西南边境的绮丽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首先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艾芜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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